割资本主义尾巴-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割资本主义尾巴

1974年社会上掀起“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厂里一些“二杆子”也参与其中，其中最起劲的有三，一个是我们车间退休的老张，一个是行政科退休的老姜，还有个什么人，现在记不起来了。那时，荆门钟祥一带，地广人稀，又是鱼米之乡，按理不应缺粮油。当地政府给我们三线建设队伍还是蛮优惠的，每人每月1斤肉、半斤油、45斤粮的指标。但这些定量分配到每餐就很少了。所以，我们职工就在房前屋后种些小菜充实餐桌。这帮混蛋非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见到就乱砍乱铲，将你辛辛苦苦种的蔬菜破坏殆尽。

职工医院对面的竹皮河拐了个大湾，老百姓搬走了，大片农田菜地荒芜了。车间组织几个老职工在这儿开荒种菜，第一年就大获丰收，西红柿、辣椒、白菜、土豆每个职工都分了不少。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那几个人知道了，连夜将这菜地毁了，真叫人痛心。第二天，我和几个种地的职工到现场看了，大家都在骂娘，我也很生气，说：“把菜铲了就是社会主义了这样的社会主义我真不想要！”旁边的几个人大眼瞪小眼，一个忙制止我：“小杨，少说两句！”我这才意识到“祸从口出”这警示良言来。

有了老婆就不能像单身汉那样了，尤其是老婆怀孕了，她需要营养保证。老婆说她想吃青蛙，这叫“驼子作揖手起手不难”。于是，当晚我就叫上楼下“何邋遢”的大儿子小松拿着手电筒和鱼篓子抓青蛙去。机械厂的北面是大片稻田，那青蛙白天很机灵，只要有一点动静就往水里跳，一到晚上，它们就完全失去警惕了，它爬在田埂上，手电一照，一动不动，我们一抓一个准。也就一个多小时，抓了两鱼篓，足足有五六斤。回家我分了一半给小松。开始吃两三餐还美味得很，多吃几餐，老婆说要吐了。

机械厂北面那条公路是荆门县城通往子陵、盐池和钟祥县的必经之道。那边农村的社员家家户户都有很大的场院，鸡、鸭、鹅，猪、牛、羊喂了不少，鱼塘和水库星罗棋布，物产极其丰富。老百姓自家吃不完，就手提肩挑将这些物资拿到我们生活区来卖，我们职工恰恰缺少这些生活物资，买卖很是红火。

“割资本主义尾巴”这帮混蛋居然拦路阻止老百姓来卖东西，甚至将人家的秤杆都折断了。老百姓不敢来了，我们住家职工的生活一下紧缺起来。对于这帮“割资本主义尾巴”成员我们恨之入骨，背地里骂他们是“白狗子”。

老百姓不来，我们便约好一大帮人，早晨三四点钟就起床，披星戴月骑自行车到乡下收购。我去过两次，呀！太危险了。当时的公路都是砂石路面，坑坑洼洼，大鹅卵石遍地乱滚。我们骑车去时刚好是在黎明前，那些老转们（转业军人）确实比我厉害，他们在前面冲锋，我在后面追赶，不到半小时他们跑得无影无踪，落下我一个人在黑夜中摸索前行。我感觉在梦游，四周寂静无声，虽然不怕鬼，但生怕自行车碰上大鹅卵石歪倒甩伤。后来，实在不敢骑行了，只好坐在路旁等待天明。

坐了好一阵，远处有三三两两的鸡狗叫声，东方开始泛白了，啊！要天明了。我打起精神，继续骑车前行。又走了几里路，天完全亮了。我看到远处有村社，道路很窄，弯弯曲曲，我只好下车推行。小路两边野草上的露水将我的鞋和裤子都打湿了，野草的种子沾满了裤脚。走了好几家，只收了十几个鸡蛋。

我扛着自行车跨过一条小水沟，见一个老汉在钓鱼。我将自行车靠在路旁，轻轻走过去看他钓鱼。他的钓竿是一根小竹子，鱼线是农村妇女拉鞋底的粗白线，鹅毛漂，钓饵是蚯蚓。我发觉他放在水里的鱼篓有动静，他肯定钓到鱼了。我开口问他鱼卖不卖。老汉说不卖。我这一问，似乎打扰到他了，他站起来收杆不钓了。我很抱歉地问：“是我打扰到你了吗”他说：“哪里的话啊，我也该回家吃早饭了。”他将腰伸了伸，这才仔细打量我：“炼油厂的”我点点头。他问道：“不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吗你们还敢来”我说：“那帮老王八蛋他敢跑农村来你们不收拾他”我问他，家里有没有吃不完的农产品，能不能卖一点给我。他说要回家问问老婆。

我就跟在他后面回他的家。一到他家，看到一个老太太站在大门口等他。她看到后面跟来的我很是客气地打招呼：“来客人了”我马上回答是来采买东西的。我四处观望，平房是土筑的墙，屋顶盖的是茅草。地坪上的草坪被家禽家畜啃得浅浅的，胡乱生长着。菜地用竹篱笆围着，蔬菜郁郁葱葱。老汉在问他老婆可有什么东西卖的。他老婆似乎是在回答他老头也是在告诉我，他家有鸡。于是，我提出买只公鸡。老太太说，公鸡要留着自己吃，要买就买老母鸡。我以为公鸡比母鸡便宜，但心里正想买老母鸡，因为我们老家人说，母鸡比公鸡营养。后来我才知道，湖北人认为公鸡比母鸡营养。老汉麻利地给我抓来一只大母鸡，过了称。至于多少钱，现在可记不住了。

刚想走，他隔壁的一个大嫂跑过来叫老两口到她家吃早饭，说是她嫁女儿了。她看到我穿得周周正正的，也极力邀请我也过去吃喜酒。我哪好意思去呀，吃人家喜酒总得送点礼物吧大嫂说，不吃喜酒，吃个喜糖总可以吧高情难却，我被她硬拉过去了。大嫂向里面招手，新娘子端来喜糖请我吃，我拿了几颗，然后说了些祝福的话就离开了。后来，我又去过几次，他们见是熟人，每次都卖给我东西。

1978年，我当车间主任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早成过去时了。但遇到老张头生病住院需要车间派人去护理的事，“热水里冒冷气”，将他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缺德事翻出来了。那时，医院是厂里的职工医院，人员配备不足，所以厂里规定，住院职工是哪个单位的就由哪个单位陪护。

老张头是我车间退休的，但厂里有退休办，按规定应由退休办陪护。退休办也只有几个人，他们无力承担，于是就叫我车间承担。本来嘛，车间一两百号人，出几个人陪护也不是大问题。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但，我派谁谁不去。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老张头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干的那些缺德事，你忘了好有好报，恶有恶报，这是他的报应！”我只得动用车间主任的权力强制性地“全车间一人一天一夜轮流陪护。”我是干部，干部干部先走一步。于是，我第一个去医院陪护他。

老张头平时好喝酒，脸老是红红的，块头也很大，我们一直以为他身体棒棒的。但后来身体不舒服了，上医院一查，已经是“肝癌”晚期了。我去医院陪护他时，他痛苦极了。他喊着我说：“小杨呀！我以前做了缺德事，老天爷现在惩罚我，让我不得好死。我不怨天，不怨地，只怨我自己。我好痛啊！我在家时，痛得用螺丝刀捅，想捅死自己算了。上医院了，医院将螺丝刀收了，不让我捅！”听了他这番忏悔，再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同情他，不应计较他当年所做的坏事了。再者，“割资本主义尾巴”也不是他提出的，是当时的社会氛围。

回车间后，我将老张头的忏悔转告大家，希望大家放下恩怨，不要再怨恨人家了。车间派到谁，谁就应乐呵呵去陪护，让他安安静静地度过余生。后来，大家确实都做到了。不到一个月，老张头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