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吉昌-知青往事：当年为爱留在西双版纳，如今他俩尽情享受双城生活

日期：2024-01-13

来源：玫瑰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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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初冬，北京知青杨吉昌和他的几十名初中同学坐上了北京开往云南的列车，他们要去美丽的西双版纳开荒种树，去那片广阔天地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

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火车到达了昆明，在昆明休整一天，大家又分乘解放牌卡车继续南下，昼行夜宿，途径扬武、墨江、思茅等地，又历时五六天的时间，总算到达了目的地，全程历时十一天。

到达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农场那天，空中飘飘洒洒下着小雨，四五级的北风呼呼刮个不停，在操场集合后，知青们顶着风雨，听兵团领导讲话，并宣读分派名单，杨吉昌和他的几名同学被分派在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下属的连队，一个班同住一个宿舍。那个连队是拓荒连，负责农场的拓荒生产，据说拓荒连的生产劳动非常艰苦，连长是一位傣族人，很随和，汉语说的虽算不上标准，但大家都基本上能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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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短暂的学习和训练，杨吉昌他们就投入到了紧张又艰苦的开荒生产劳动中去了。

开荒的第一道工序就是砍坝，所谓的砍坝就是把荒地山坡上的次生林木、杂草、竹丛等全部砍光，清理干净。然后就是刨挖树穴（栽种树木的树坑，八十厘米见方），准备栽树。砍坝和挖树穴的劳动强度特别大，知青们刚参加生产劳动，感觉特别吃力，甚至是难以承受。

在学校时，同学们虽然也参加过支农劳动，可那时的劳动时间短，劳动强度小，杨吉昌他们并没有感觉到有多累。在兵团可就不一样了，早晨要出早操，早饭后就扛着工具出发，午饭时间很短，基本没有午休时间。下午五点多收工，等吃过晚饭，也就黑天了。一天下来，大家都觉得身体快累散架了，腰酸背痛，手掌磨出了水泡，水泡磨破了更疼。

参加开荒生产的第三天，在清理一片竹丛时，杨吉昌没有劳动经验，额头被弹起的竹子划破了一道血口子。一位老战士（农场职工）看杨吉昌额头上流血了，就大声呼喊卫生员：“李洁卫生员，李洁卫生员，我们这有人受伤了。”

不一会功夫，一名年轻姑娘背着急救包跑来了，她看了看杨吉昌额头上的伤口，赶紧打开急救包，用药棉为杨吉昌清理伤口，消毒敷药，然后用纱布缠住了伤口。卫生员还告诉杨吉昌，明天还要消毒处置伤口，以防感染。

一连七八天，杨吉昌天天去找卫生员处置伤口，直至伤口愈合。有了这七八天的接触，杨吉昌对卫生员也有了大致的了解，卫生员叫李洁，二十岁，昆明知青，高中毕业，她是1969年夏天来到的景洪农场，当时还没有成立兵团。李洁很热情也很随和，长得很秀气也很阳光，杨吉昌对她的印象很好。李洁比杨吉昌大两岁，杨吉昌管她叫李姐。之后的日子里，李洁对杨吉昌格外关心，杨吉昌对李洁也特别好，他还把从北京带来的午餐肉罐头和糖块偷偷送给李洁吃。渐渐地，两个人成了好姐弟，就像朋友一样。

据杨吉昌回忆，他刚参加生产劳动时的那种苦累，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好在连队的战友们都互相关爱，连长也体恤新战士，经过大半年的劳动锻炼，杨吉昌他们才慢慢适应了高强度的拓荒生产劳动，也不再觉得开荒刨挖树坑是世上最苦最累的生产劳动了。

1973年秋后，杨吉昌写字好看和会画画的特长被团长发现了，团长把杨吉昌要到了团部，做了一名宣传干事。李洁也不在原来的拓荒连了，她被安排到九营某连去当卫生员了。从此，杨吉昌很少再见到李洁，甚至是断了联系。直到1974年10月份，兵团团部改建为农场场部，取消了兵团建制，杨吉昌被安排到农场小学教书，杨吉昌在农场小学又和李洁重逢了。

事情说来也巧，1975年2月末，农场小学新来了一位女老师，杨吉昌到校门口去迎接，那位新来的老师竟然是李洁。时隔一年多，两个人竟然成了同事，都在一个学校教书了。

1975年秋天，农场小学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学校老师和校长都同意让杨吉昌去昆明师范学院参加学习，杨吉昌却主动把这个来之不易的工农兵学员名额让给了李洁。结果李洁却没能通过政审，据说她的外公被定性为反革命，她属于黑五类子女。自己没能通过政审，还影响了杨吉昌，李洁很自责也很内疚，事先她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因为之前她不能入团就是因为她外公是反革命分子。

有了那次经历，李洁从心里感激杨吉昌，也觉得对不起杨吉昌，她虽然发自内心喜欢杨吉昌，却又不敢向杨吉昌表白，因为自己是黑五类子女，她觉得自己配不上杨吉昌，更怕影响了杨吉昌的前程。因为她到学校教书是分场的副场长推荐的，听说那位分场的副场长还接受了调查。幸亏后来的调查不了了之，要不然李洁有可能会离开学校的。

看着天天郁郁寡欢的李洁，杨吉昌心里很难受，他知道李洁喜欢他，他也知道李洁躲避他的原因。一天，杨吉昌写了一张纸条，趁着没人的时候，塞到了李洁的手里。李洁打开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不管前面的路有多坎坷，我都会陪你一起往前走，不惧风雨，直到永远。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杨吉昌，李洁泪流满面。

那年年末，杨吉昌回北京探亲过春节，他父母说正在托人为他开医院的诊断，争取尽快为他办理病退手续返回北京。杨吉昌却笑着对他父母说：“爸、妈，云南是个好地方，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四季如春，我喜欢那里的气候和环境。再说了，我在农场小学当老师，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很轻松，就不用爸妈求人托关系为我操心了。”

转眼到了1977年夏天，杨吉昌和李洁争取了父母的同意，经农场批准，他俩领取了结婚证。对于他俩的结合，杨吉昌的父母都不看好，一是李洁的家庭成分不好，二是李洁比杨吉昌大，他们担心这样的姐弟恋不会长久。杨吉昌却说他是发自内心喜欢李洁的，这些他都不在乎，他只在乎李洁对他好。起初学校的校长也劝说杨吉昌，让他慎重考虑他和李洁的婚姻问题，因为学校和分场领导正在考虑杨吉昌的入党问题。杨吉昌却说：我想要美好的前程，我也想要幸福的婚姻和爱情。最终，杨吉昌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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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份，李洁的外公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平反了，影响了李洁十多年前程的成分问题彻底划上了句号。那年夏天，李洁考上了云南大学，当时她的儿子还不到三个月。李洁带着年幼的儿子去了千里之外的昆明，把孩子托付给自己的母亲照看，她迈进了高校的大门。杨吉昌一个人继续留在农场小学教书，恩爱的夫妻俩从此过起了牛郎织女般的两地分居生活。

李洁上大学走了，也带走了孩子，杨吉昌的朋友和同事都觉得李洁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大家都说杨吉昌和李洁的婚姻有可能会到此结束了。杨吉昌却信心满满地说：“不会的，李洁是啥样的人，我比你们清楚。”杨吉昌嘴上虽这么说，可他心里也不踏实，因为之前李洁的母亲就嫌杨吉昌个头矮，还嫌他是初中毕业生。

1981年秋天，杨吉昌被安排到景洪教师进修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他被分配在农场中学任教，成了初中的一名数学老师。李洁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昆明政府部门工作，她没能兑现大学毕业后回农场教书的诺言。不过，李洁坚决不同意杨吉昌提出的离婚要求，她说一辈子都不会和杨吉昌离婚的。

之后的日子里，寒暑假杨吉昌就去昆明和李洁团聚，李洁也会利用休假时间（两地生活的夫妻有探亲假），去农场看望杨吉昌，聚少离多的日子虽然有苦衷，可他俩的心还是紧紧贴在一起的。

直到1989年秋天，费了很大周折，杨吉昌才被调到昆明，在昆明市郊的一所中学继续从事教学工作。杨吉昌工作的那所学校虽然远离市区，学校的级别及教学设施也都不尽人意，可毕竟夫妻俩不用两地分居了，杨吉昌每个星期都能回家一次，他从心里感激妻子为他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在孩子教育方面，杨吉昌更是觉得愧对孩子，愧对岳父母和妻子。

1998年，杨吉昌的儿子考上了云南大学，他儿子入学前，杨吉昌一家三口回到了北京，在北京玩了几天，杨吉昌带着他父母来到了昆明，杨吉昌在云南生活了二十八年，他的父母那是第一次到云南来。那次杨吉昌的父母在云南待了半个多月，才回到北京。杨吉昌的父母在昆明期间，每顿饭都是李洁亲自下厨，她从不让公婆和丈夫动手，李洁总是对公婆说：“爸、妈，我和吉昌不能守在二老身边尽孝，心里很惭愧也很内疚，请二老宽恕。等我退休了，就把二老接到昆明来，咱们一起生活，我和吉昌好好孝敬二老。”

李洁没有食言，2006年春天，李洁从领导职位上退了下来，她亲自去北京把公婆接到了昆明，尽到了一个当儿媳妇的义务和责任。直到杨吉昌退休后，在杨吉昌父母的强烈要求下，李洁才和杨吉昌一起把二老送回了北京，回到北京没多久，杨吉昌的父母就相继去世了。杨吉昌的父母去世后，杨吉昌的妹妹拉着李洁的手说：“嫂子，谢谢你，对待老人身上，你这个当儿媳妇的比我这个当闺女的做得要好一千倍。”

按照杨吉昌父母的遗嘱，父母留下的那套房子给了杨吉昌夫妇，父母留下的存款和相应物品都给了杨吉昌的妹妹，杨吉昌和他妹妹都没有异义。料理完他父母的后事，杨吉昌把两室一厅的房子租出去了一室一厅，留下一个小卧室没出租，杨吉昌计划回北京时他两口子居住。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杨吉昌和李洁夫妇俩回到昆明去了。

目前，杨吉昌和李洁夫妻俩过上了幸福快乐的双城生活。昆明的冬季有点湿冷，住宅内没有供暖设施，北京的住宅有供暖设施，每年的11月份，他俩就从昆明回到北京，在北京过冬，顺便看望妹妹一家。到了次年的清明节过后，给他的父母扫完墓，昆明的天气也暖和了，他夫妻俩再返回昆明，每年的夏秋季节都在昆明度过。对于这样的生活，李洁也很开心，她说只要两个人还能走得动，就选择这样的双城生活，到时实在走不动了，就听从杨吉昌的安排，固定在昆明或北京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