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出现货币信用(关于人民币故事的两个序曲)

你们也许知道，中国人从清末就试图进入所谓现代币制，也曾经试图发行货币。我印象中是在载沣主持清政府财政的时候，他曾经以财政支持发行过货币，但那是在清朝末年，因为清末财政基础很差，关税已经被英国人赫德掌握，而又主要是用那点“值百抽五”——就是外国人控制的、只允许有5%的关税率——去支付清政府应该支付给洋人的战争赔款。

1840年以后多次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造成的连续的大规模的战争赔款，比如甲午战争，中国支付3亿两白银赔款，到庚子事变，中国支付4亿5000万两白银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完全空虚了，因此以国家财政为依据来发行货币的努力，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所以，清末实行纸币制度的努力是短暂的一瞬，出生之前就预示着它的夭折，没能成功。

此后中国其实一直仍然延续着明朝在16世纪以来推行的以白银作为货币的制度，我们叫它白银币制。那么，到底什么时候中国才真正发生向所谓纸币制的变化呢

讨论人民币，先得看此前的币制是什么

1.序曲之一：民国年间的币制改革与高通货膨胀危机。

1935到1936年，国民政府改行纸币制，叫作法币。为什么要改呢改纸币制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恐怕在你们的纪录片中必须把这个改行纸币的前提搞清楚。

我现在所看到的资料，主要是源于1929—1933年西方发生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当时，中国由于自己不产白银，它的白银供给要靠海外，那么中国的白银币制也就得靠海外平价供应白银才能稳定。

当1929—1933年大危机爆发的时候，一定会导致贵金属价格——黄金价格上涨，跟今天的道理一样，那时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格是温和下降的。为了稳定银价，美国、中国、印度等八个产银或用银大国还签订了稳定银价的协议。但是随着英、日、美这些西方国家告别金本位制带来的货币大幅贬值，白银相对其他货币价格上升，已经使中国发生贸易逆差白银外流；到1934年6月，美国出台《白银收购法案》，就更加剧了这一矛盾，随着国际银价大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于是乎就出现白银供给短缺。

这不是一般意义的短缺，也就是当国际市场白银价格上升的时候，中国国内的白银会外流，而是出现了白银外流造成的严重短缺。这点恰恰和早期西方在中世纪晚期所谓资本主义拉开序幕的时候情况类似，西方首先是出现白银外流，发生白银危机，导致欧洲长期的白银战争，白银战争的战败国，变成了所谓开拓新大陆的掠夺者。那时欧洲白银没有了，流到哪里去了流到东方来了。

现在是东方发生类似情况。正值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黄金增长”的同一时期，出现白银外流，于是导致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条件下，同样是政府发行货币的一个宿命约束。也就是说从1935年年底民国时期的政府因为白银外流、严重短缺，而不得不改行纸币制的时候，他们首先遭遇到的是通货紧缩的打击。

接着，我们还得讲“人民币序曲”，也就是说，法币制这个纸币发行是人民币的序曲。

因1935年出现日本侵占华北，日本在日占区抬价抢购白银，导致中国进一步出现白银外流，贵金属储备大幅度下降，于是1936—1937年就从原来的通货紧缩转化为通货膨胀。

所以，民国政府放弃银本位、改行法币制这种纸币发行的最开始，就应该叫作“流年不利”，先遭遇到了1929—1933年大危机，被迫改行纸币制；接着又是日本侵占华北，导致白银进一步外流，储备下降。于是乎，政府当然又得准备作战，备战又得使用贵金属才能购得国外的物质装备。而这个时期是英美支持日本，大量的日本战争装备主要是英美供给的。也就是说，日本侵略者射向中国的枪弹、炮弹，40%以上来自美国。当年陶行知先生是留美的，他在离开美国的时候愤怒地指称46%的日本打中国的军事物资是英美供给的。中国要想得到军事物资，也得用贵金属，政府靠法币是买不到任何军火的。

所以这就导致中国在战争压力之下出现贵金属进一步短缺，于是政府发行的货币就注定进入恶性通货膨胀。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打响，中国进入了全面通胀。这个全面通胀一直延续了12年，到1949年，甚至1950年仍然在延续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胀，而这个过程，就是法币史，也就是中国自从实行现代纸币以来的连续13年通胀。

通胀到什么程度到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行金圆券的时候，以新疆地方政府发行的货币来看，最大面额的竟然是60亿元，等值多少金圆券呢1948年的60亿元等值于1万元金圆券。可想而知，通货膨胀本币滥发到了严重通货膨胀的币值是多么的空虚。

所以我们说，民国1948年改行金圆券并没有解决所谓纸币制的长期危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执政时期的最后这场金融灾难表面上是法币转化为金圆券的灾难——借了4800万美元，以美元作为基础来发行金圆券，仅四个月就垮掉了。

垮掉的结果是1948年年末到1949年年初这个阶段，国民党出现严重的全面财政金融崩溃。没法再支付现代化装备的军费，也就不可能再维持国家。于是几百万军队摧枯拉朽一样垮下来!因此，现代财政金融，或者叫现代币制的彻底解体，导致了民国政府先亡于现代货币经济，后亡于现代军事政治。

因此，去意识形态化地看我们早期推进的现代货币制度的代价极大，在中国面对的多种复杂的国内外因素作用之下，是一场长达十几年的灾难。

所以，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1953年因为中国进入了计划经济而使现代化金融经济中断。这个说法缺乏历史感，如果一刀砍在1953年，把以前整个民国时期推进现代化的惨痛教训全部都忽略不计，这只能是我们自己脑子里思维出现短路，那就无法解释后来所发生的一切。

先得告诉大家，1949年到1950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其所谓的纸币制打算建立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先天性的不足，这个不足大家从报纸上都已经看到，各种各样的资料也揭露过。大陆的黄金储备几乎全部被拿到台湾去了，形成了台湾建立稳定的纸币制度的贵金属储备基础。因而，大陆要进入所谓纸币制度，亦即一个政权要发行主权货币，那这个主权货币从一开始就是没有任何贵金属储备的货币体系，因此，它不仅延续着接受了民国13年纸币制以来的通货膨胀危机的恶果，而且是从一开始就是没有黄金储备的货币。

这时候你无论叫计划经济还是叫市场经济，都没有实质性的历史意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始遭遇到的通货膨胀，当然不是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而是没有货币发行依据——贵金属储备。

我们都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当代主导国家货币的发行大都不再以贵金属储备作为依据，其主要的信用来源，源于政治强权，而不是源于其他——比如有多少商品生产，有多少贵金属。这是当代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信用体系的另一个基本特征。

但是，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中国政权还不稳定，货币信用还是要源于有多少贵金属储备作为基础的。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20世纪20—30年代讲起，这是从头讲起，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在贵金属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出现白银外流，政府就根本不可能维持货币的稳定，只不过是迫不得已进入所谓货币经济，代价就是大规模通货膨胀。这个教训，可以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是摧垮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

请问，今天在谈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的时候，有多少人引述过当年法币危机本源是什么呢当年就是全球化的作用，本源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促推而成的币制改革。民国当时是白银币制改为纸币制，是这个西方大危机波及的结果，由于承载了这样一个危机，导致中国十几年的通货膨胀。

2.序曲之二：建国之初的几大重要举措及货币的作用。

据此再说1949—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所谓新的一轮通胀，本源于什么源于本币发行没有贵金属储备，源于继承了十几年通货膨胀的恶果。中国大陆当时的通货膨胀按月计算是百分之三十几。这时候，政府发行的每一分钱都是“毛票子”，请问怎么进入现代货币经济

我得告诉大家，中国是怎么改出1949—1950年的高通胀危机的。

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银行保证老百姓能存“白米、白面、白布”，那时候就叫…“银行存三白”。听说过商业银行干这些事吗当然，不是老百姓拿着“白米、白面、白布”到银行去存，而是银行向百姓承诺，不管货币毛到什么程度，你今天存的钱能等值买多少“白米、白面、白布”，到取的时候，银行给你等值的能买同样数量的“三白”的货币。

我印象里很早的时候侯宝林说过一个相声，后来他还因此受到批判。就是讲刚解放那会儿的“毛票子”， 500块钱买一个窝头。他拿这些事调侃时并不是恶意，但后来批判的时候，就说他是诬蔑新中国。

新中国一开始继承了民国遗留的高通胀危机，这并不是新中国的耻辱，只是一个客观情况。按月通货膨胀率超过30%，比今天要恶性的多，请问这货币经济到底怎么搞据此可以说，根本就不是谁想搞计划经济，谁想搞市场经济，今天把这些后人对历史无知造成的牵强附会变成一个具有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灌输，那是非常糟糕的，会使人不能正视历史。

我们得有勇气正面看待历史，就是说：1949—1950年中国出现高通胀的时候，简单化推出货币制度是运作不起来的。所以只能把当年侧面上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的、导致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的那些投机性市场关闭。

因此，中国大陆新建立的中央政府在所谓计划经济之前，先采取的是抑制通胀、遏阻严重货币危机继续泛滥的那些措施。

首先是银行可以存“三白”建立社会对银行信用的认可，接着大规模地实现农村的耕者有其田，也就是土改。

全国土改在1951年完成的时候，已经使中国人口的88%脱离了现代货币经济——农村没有现代金融、现代财政，客观上导致农民脱离了现代化危机。对此，我们叫作占中国人口88%的农民“去现代化”了，跟城市现代市场经济可以没关系了，因此中国政府不用再担忧88%的人会遭到这种通货膨胀的影响。

顺便提一句：这跟1980年大包干使得农民离开高通胀的城市危机一样，是类似措施。

因此，在大危机打击下，政府只要帮助大多数人回归小农经济，回归传统农业社会，本身就是降低城市经济波动代价影响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

可见，一是城市先恢复银行信用，二是恢复农村小农经济占绝对比重——88%以上的农民变成了传统的自然经济，跟现代城市财政金融没关系了，于是，中国基本上恢复了社会稳定。

这点应该叫作序曲之二吧。

序曲之一是民国年间的高通货膨胀危机，序曲之二是建国之初的几大重要举措。这两个序曲，是理解50年代的人民币制度的重要前提。

如果认真地研究一下从井冈山开始发展到赣南闽西的苏维埃的所谓货币史，或者研究一下井冈山苏区经济史，就会发现，毁掉井冈山经济基础的恰恰也是那批教条主义的白区党中央领导，他们强迫苏区照搬了所谓苏维埃制度，甚至把苏联的制度照搬到井冈山，才使得以瑞金为中心的整个根据地的经济出现严重的危机。

井冈山本来属于传统农业社会，根本就不能适应所谓现代财政金融制度，如果硬照搬那一套，结果就是小农承受的负担过重，于是苏区经济先垮掉，军事上再搞所谓阵地战反围剿，就导致经济先垮，政治军事后垮，才不得不大规模转移。

这个道理提出本身，就已经去意识形态化了。其实就跟我刚才讲民国政府先亡于现代财政金融的彻底崩溃，后亡于现代军事制度的彻底崩溃，内在道理是一样的。

早期的中国现代化，从清末到民国，都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今天把现代化当成一个颠扑不破的伟大目标，也许是我们自己脑子短路如果我们把中国人百年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延续起来看，几次解救中国大危机的，都是去现代化(de-modernization)。

也许我跟许多主张现代化的学者的观点不一样，但是毕竟也是一家之言。如果没有观点的交锋，这片子就是个宣传片。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新闻。大家如果一面倒的只说好，那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客观讲，这个人民币正式成之为人民币之前的序曲很重要。

先得说清楚，民国年间怎么回事，建国之初怎么回事。如果都说清楚了，那就知道，其实土改是一个中国“去依附”——对西方现代化的“去依附”，因为全面恢复小农经济。土改实现的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诉求，那叫作耕者有其田，只不过是这个打出来的党，满足了部分参加革命的农民的利益需求，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就是小农经济去现代化、去城市化了，中国大陆也是靠彻底地恢复了小农经济而总算走出了民国追求现代化的大危机。

这么一来，政府不用再管88%的小农怎么回事，只管那12%的城市人口。

农民得到土地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产量增加，不仅维持住城市需求，而且农产品供大于求。是农民的力量弱化了高通胀，货币作为城乡之间工农产品交换的中介物也就稳定了。

要知道，中共1947年就主张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就主张城市发展私营经济，农村发展中农经济、富农经济，促进城乡交换，同时对外开放，原来在1949—1950年想搞的新民主主义，其实就是民族资本主义，并没谁打算封闭。

至于什么叫计划经济1953年那时候中国人懂吗几乎没有人懂。只不过因为朝鲜战争打来了苏联重装备生产线，大概有100多个现代工业生产线的大型项目搞起来了，国内配套的是几百个工厂，这才使得中国陡然有了城市工业。

那么，有了城市工业和城市产业资本经济，就有了对城市经济交换中介的润滑剂——货币的需求——货币是促进交换的中介嘛，也就有了人民币不断增发这种需求。开始谁也不懂怎么玩这个现代货币。

计划经济本来是1950年伴随苏联生产线一起开始的。早期谁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是因为苏联的各种装备生产线进了东北，东北局就配合着苏联工厂的管理需要，建立了东北“小计委”。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但是，早在结束之前，不仅因为苏联送来了就近支持战争的装备生产线，而且因为打仗造成中苏战略性的结盟关系，苏联承诺对中国进行整体的工业建设支持，当然70%以上是军事装备生产和配套工业。因为这个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是从1950年开始的，随之到1952年就变成了整个的对中国多数城市的工业布局的建设安排。这样，就等于有600多个工业项目要上。可见，中国并不是1949年建国就进入计划经济的，而是1952年才开始建立国家计委，也就是把东北“小计委”整个搬到北京，建立了国家计委。

国家计委一建立，因为工业建设在多个城市开展了，需要大量粮食供给、农副产品供给，需要跟农民的大量交易，而这时候农民刚刚在1950—1951年完成土改，正在过自给自足的小日子，凭什么得给城市交易农民不愿意增加交易数量。农民自己还想多攒两袋麦子，等着将来憋个好价。当时是高度分散的1亿农户、4亿农民，交易费用过大，不愿意跟政府交易。不要以为放开市场，让农民交易，农民就乖乖地进入市场做交易了，那时候的农民不需要城市工业品，至少家有三年粮，才不至于再受穷。对吧，刚刚开始过好日子。

所以1952—1953年城市想跟农民交易的时候，农产品交易量并不上升，看那个年代的曲线，产量的上升是陡然向上曲线，农民一旦恢复小农经济，生产积极性非常高，产量是陡然上涨，但是交易量可不上涨，曲线是平的，两个曲线并不同步，形成一个大喇叭口，这才使得城里很紧张。

如果看看《陈云文选》或者《陈云百年纪念》的那些文章就知道，1953年为什么搞统购统销，是因为城里没粮食了，工业化速度这么快，城里没粮，跟农民交易不着，农民不买账，怎么办中央提出了七八种方案，最终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搞统购统销。

搞统购统销一开始就说好，按照市场价格，国家统一收购，这时候农民已经恢复生产三年了。到1953年的时候，农民已经憋了三年的存粮，这时候说敞开收购，农民乐得给你这个大规模收购者，所以1953年很顺利。

这时候货币的作用也是清楚的，因为它是一个交换的中介。1953年的时候并不因为这时候提出统购统销就搞计划经济了，货币就失去作用了，这不是客观历史，而恰恰在这个阶段，人民币有效地促进城乡交换，货币体系的作用发挥得很好。

而且就在这个阶段，你看当时城市经济也开始欣欣向荣，因为还没到你还债的时候。1953年刚刚打完仗，中苏两国正是热恋期，刚刚形成一个所谓“新婚燕尔”，人家也没让你还，这时候觉得大规模投资多好，苏联不断给你送进来设备制造业，“三通一平”大量带动非农就业，所以那时候大规模动员农民进城支援工业建设，2000多万青壮年农民进城。进城当然干活拿钱了，吃得饱还穿得好，还能拿到现金收入，所以这时候城乡之间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政府尽管有统购统销，但是只是把农业增量形成的剩余——农产品生产的增量部分，按照市场价格收购用于搞城市工业建设，同时政府不是大量动员农民进城去干活吗一个壮劳力进城挖土方、修马路，不需要什么文化知识，懂得铁锹镢头就行。

此时的城乡之间是一个良性互动，因为还没到代价爆发，没到还债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的高增长、高收入，社会没有问题，是因为现代化成本还没有表现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