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听文

编辑|大树

净资本流动和总资本流动的区别

关于跨境资本流动统计口径的选择已有许多文献对此进行了论述，但是学者们并没有就统计口径达成一致，主要分歧在于是使用净资本流动去衡量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还是使用总资本流动衡量。

刘粮和陈雷讨论了净资本流动和总资本流动的区别。

他们从生产、消费的角度出发，认为总资本流动相比于净资本流动更加能反映各国的资本的配置情况和风险分散方式。

因为净资本流动仅能反映净财富流动的情况，不能够反映金融体系的情况，而总资本流动可以全面反映一国的金融体系。

何国华、陈晞参考刘粮和陈雷，选择用总资本流动去衡量跨境资本流动，并明确了总资本流动的计算口径，跨境资本流动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资产端和负债端的总和。

除此之外，杨继梅，马洁，吕婕选取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对内证券投资、对外证券投资四类跨境资本流动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对IFS数据库的数据进行了处理，得到了样本国家在样本期间跨境资本流动量除以GDP的值，该数据反映了样本国家在样本期间内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数值越大则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越大。

大部分样本国家跨境资本流动总规模都大于其GDP规模。

样本国家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总体上在不断扩大，这是因为受到全球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各国的经济交流越来越频繁，跨境贸易活动和金融活动的规模日益扩大。

分样本来看，高收入国家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要更大，尤其是新加坡这种外向型经济的国家，而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资本流动规模比较小。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与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成正相关，因为高收入国家经济繁荣，对外的经济交流也更加频繁。

同时这些国家资本供给大于资本需求，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资本会去国外寻求投资机会，这也增加了高收入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

金融发展水平从量上看是金融业增加值，从质上看是金融对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的贡献水平。

关于金融发展的测度，有比较多的文献通过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去衡量金融发展。

如杜思正、冼国明、冷艳丽构建了一整套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

魏海丽，周远认为金融发展是金融系统的功能从不健全到健全的过程。

因此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去构建指标体系，其中金融规模代表金融广度，金融结构代表金融深度。

杨继梅、马洁、吕婕使用银行私营信贷占GDP比重和股市总市值占GDP比重同时作为金融发展程度的代理变量。

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市场上私营部门可以较为高效的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融资所以使用私营信贷作为代理变量。

除此之外，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市场还可以为私营部门提供证券和债券进行融资，所以稳定证券市场也是金融发展和成熟的标志。

另一部分文献是用非综合指标进行衡量。

如程翔、王曼怡、田昕、康萌萌选择用金融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衡量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意味着当地金融业对GDP的贡献率，贡献率越高意味着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

一般来说金融发达的地方其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效率高、金融创新水平高，因此其金融产业的贡献率也会很高。

陈若愚，霍伟东，杨碧琴选择广义货币量和股票市值的总和与GDP的比值来计算样本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

对于许多发达经济体而言，证券市场比较完善，流动性需求者除了通过银行进行融资活动还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融资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所以选择M2和股票市值两个变量来衡量。

王宇鹏、赵庆明舍弃了广义货币量占GDP比重，只用银行私营信贷占GDP比重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因为他们认为不同的金融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环境会对货币流动速度产生影响进而使得货币供应量不同，因此使用广义货币量占GDP比重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会有较大的偏差。

他们还认为在使用信贷规模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时，必须要区分政府部门信贷和私营部门信贷。

因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大量的信贷会集中于国有企业和政府支持的产业，如果不加以区分会高估这些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

综上所述，他们选择私营贷款规模占GDP的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本文认为，金融发展的内涵丰富，应该包含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方面的内容，所以单一指标不能客观的反映出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

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综合指标来反映样本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

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金融发展指数远远领先中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这与理论是相符合的。

同时还可以注意到，二〇〇八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三类国家的金融发展均出现了下跌，这表明金融危机会使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倒退。

但金融危机没有改变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总体趋势。

为了验证本文构建的金融发展指数的可靠性，本文使用IMF金融发展数据库中的金融发展指标与上文构建的金融发展指标进行对比。

IMF的金融发展指标涉及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两个方面，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

金融加速器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参与主体的现金流和净财富存在顺周期效应，而参与主体在融资时要求的风险补偿存在逆周期效应。

当二者在同一个方向叠加时会增加经济的波动幅度。

跨境资本流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通过净财富机制实现。

跨境资本流入会增加一国的储备资产，形成外汇占款，增加了国内的货币供应量。

货币供应量会通过资产升值和抵押物的升值提高企业净财富值。

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金融机构发放贷款通常会以抵押物价值作为衡量企业还款能力的标准。

企业因此可以获得更多的信贷，进一步扩大投资和产出加速经济增长。

经济的增长会降低市场参与主体风险补偿的要求，使得市场利率下降带来扩大投资、增加产出，金融加速效应凸显。

同样的，跨境资本流出在净财富机制作用下会加速金融衰退。

综上，跨境资本流动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扩大了金融波动。

金融发展会通过缓解金融加速效应来平抑金融波动。

一方面，金融发展能够增加市场的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银行能够掌握企业真实的偿债能力，减少信贷规模超过经济需要的情况，缓解净财富的顺周期效应；

另一方面，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市场有较多的风险管理工具，因此风险补偿的逆周期效应得到缓解。

总的来说，金融发展缓解了净财富的顺周期效应和风险补偿的逆周期效应，最终缓解了金融加速效应，降低实体经济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