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体建议

对于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质量和有效性，特别是对于综合运用发挥货币政策在经济逆周期调节、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升级方面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的精准度和有效性。我国货币政策应更加灵活适度，尤其是要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保障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以及中小微企业的精准支持力度。

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大背景下，货币政策在保持宏观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处于合理区间的同时，要更好发挥其在调整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等方面的作用，以更好实现“保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政策目标。

二〇一三年以来，人民银行创新推出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主要包括定向调控（定向降准、降息、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和再贴现等）以及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抵押补充贷款（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SLF）等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这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特别是近年来央行创新推出的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取得了较好精准调控效果。

但相对于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而言，结构性货币政策还处于从属次要地位，是一种有益补充，但不可能成为主要调控方式，关键还在于如何提高传统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利用其传导的非对称效应实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2）进一步疏通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过梳理有关经济金融数据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之间长期背离，一九九九—二〇〇九年我国M2月均同比增速超过17%，二〇一〇—二〇一九年M2月均同比增速超过12%，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速，同时物价水平也并未较大幅度上涨，这主要是因为大量货币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或者流向房地产市场，同时新增货币中有较大部分是外汇占款，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并未真正传导至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等。

近年来，特别是二〇一七—二〇一九年我国货币供应量M2平均增速8.6%，M2和社会融资规模平均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这对货币政策有效传导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我国货币政策利率、汇率和股票市场传导渠道还不够通畅的问题，推动改革完善利率走廊和贷款市场利率报价相关机制。

引导市场利率围绕央行政策利率为中枢波动，深化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构建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为短期政策利率和以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为中期政策利率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共同形成市场化的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使央行政策利率通过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顺畅传导。

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特别是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要进一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融资、投资、财富再分配等功能，不断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断提高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效率，特别是提升货币政策向中高端产业行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传导效力。

（3）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效应对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在不同经济周期、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非对称影响，发挥其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尽量规避消极影响，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就要同步考虑可能带来的非对称效应。

我国刚刚公布实施将“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主题主线，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又包括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内部高端行业比重提高。

货币政策传导对不同区域、产业、行业的影响不同，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可以更好利用这一非对称影响，更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大力支持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货币政策保障。

（4）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特别是在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下，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外部宽松货币刺激政策溢出效应将逐步显现，我国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逆周期调节中的非对称效应，确保金融稳定安全。

二、基于区域非对称效应政策建议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存在明显的区域非对称效应。因此，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传导所产生的非对称特征，以便调控效果更加精准。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银行信贷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但由于金融资源分布存在区域不均衡等，导致中西部地区信贷资源相对紧缺，相对于沿海地区，中小企业更难获得银行贷款，加之这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较慢，信贷资源使用效率不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域经济发展。

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改变银行信贷资金纵向管理和区域分割的现状，引导资金要素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发挥政府在金融政策制定、金融资源配置、金融项目扶持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同时，也要注意把握节奏和信贷资源投向，防止短期内大量信贷投入带来的通胀或对消费市场的挤压，注重投资和消费的均衡发展。

（2）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具有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各区域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利率水平的决定不能完全反映资金的真实成本。当前，对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可更多运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调控手段。

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各经济区域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利率作为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效果将逐步显现，这也是我国货币政策的努力方向。同时，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几种传导渠道中最大，因此利率调整不宜大起大落，尽可能降低利率升降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3）合理运用汇率调控工具。汇率对我国各区域经济增长都具有一定的调控作用，人民币贬值能较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会导致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距进一步拉大，且会带来物价上涨；反之，人民币升值对各区域经济增长和物价都具有抑制作用，且对沿海地区的抑制作用会更明显，有助于缩小经济增长差距。因此，审慎合理调整汇率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但这种调整可能会影响整体经济发展，需注重统筹平衡。

（4）大力发展和规范股票市场。股票价格上升对各区域经济发展都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还不很明显；此外，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东部地区，这表明，现阶段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一定程度发挥了资源配置作用，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

因此，应该加快和深化我国股票市场改革，不断提高股票市场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使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畅通融资渠道；同时，要给予中西部地区一些优惠政策，大力培育和扶持这些区域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获得资金支持，推动我国区域间经济更协调发展。当然，股票价格上升中长期会带来各区域物价上涨，因此也要防范股票市场过度投机带来的不良影响。

（5）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房地产市场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和物价的影响差异性较大，因此要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的房地产市场调控，防止房价过高或过低，使房价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从实证结果看，可进一步发挥房地产市场对东北地区和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同时防止房价升高对西南地区和南部沿海、北部沿海地区中长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