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货币战争(史上最早的货币战争)

管仲在面见齐桓公时说的三句话“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充分反映了他的治国理念。在他眼里普通百姓和朝廷官员都是人，是人就免不了人性的弱点，比如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虽然这话是汉朝的司马迁所说，但其实春秋时代的管仲早就看清了这点，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强调道德，也不迷信强权，一心务实。他改革的本质是将人性的弱点变成劳动的动力：集大家之私，成社会之公。在下不禁叹服我华夏先民的智慧——先民造字时”公“字的一半正好对应”私“字的一半，这不正说明古人想告诉我们”合众人之私即为公“，事实上我们普通人的亲情、爱情、友情都是自私排他的，可当大家把对自己亲人的爱推己及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时每个普通人的情感就升华为一种人间大爱。所以管仲施政不压抑人们的逐利之心，而是正确引导这种逐利之心，把国家的富强建立在每个国民生活幸福的基础上。

管仲改革最核心的是“以商止战”即：对内方面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对外方面就是扩大对外贸易，用贸易来制衡战争。让各国发动战争的代价大于终止贸易的代价！因此他又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则民乏矣。在中国历史上商人地位一直是很低的，管仲却将“工商”与“士农”并排。同时管仲又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管仲还制定了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使林木和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在提高积极性方面管仲提出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这样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会自觉地早起晚睡，不辞劳苦地经营，否则大家都是奴隶，只能消极怠工。这样做的本质其实就是把劳动者由被野蛮强制下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那是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那是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其实是对立的：儒家弟子看不到这世界丑恶的一面，而法家弟子则看不到世间还有美和爱的存在，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认为“善”和“恶”都不是绝对的，但“私”和“贪”却是永在的，自私和贪婪才是人性。管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得到满足。利用人们的逐利之心最终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标这与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早了对方将近两千三百多年。

私营经济也是管仲率先提倡的。齐桓公曾要求将国家资源由政府垄断经营，但管仲说：“故善者不如与民分利共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也就是说政府不能独占资源，应该放手让民众去经营，政府只要征收30%的所得税即可。管仲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有金融概念的人，他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要求君主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掌握住粮食等重要商品，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他认为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常固不变的价格是不存在的，如果价格恒定不变，就无法调节流通。价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才能发挥调节作用。谷物被“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管仲还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至于国家如何发行货币管仲认为第一步先在方圆6里的地区内作典型调查，第二步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管仲是第一个强调国家贸易的人，他大开国门欢迎各国商人，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他还在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关键的是：管仲掌了握对外贸易中最微妙的技巧：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这不就是人民币“贬值”和“升值”的概念吗在这种自由贸易方针的鼓舞下，齐国首都临淄繁荣至极：“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当时国际上最宏达、富贵雅典人口不到5万。管仲的经济思想中还有一项非常超前，那就是鼓励消费，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管仲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指出：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每当年岁低迷时，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这同2000多年后的凯恩斯经济学又如出一辙。但管仲过于强调商业和普通，甚至忽视了很多道德。比如管仲在齐国首次设立了“国家大妓院”，繁华的都城临淄就试点开了7家官办的“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闾”100人，共700人，他也被认为是性产业化的鼻祖。“国家大妓院”有四大作用：一是增加了国家税收；二是解决了女奴隶被解放后的的再就业问题；三是解决了许多男子的生理需求，促进了社会和谐，四吸引了爱金钱更爱美女的四方英雄来齐国发展。正是对商业有着如此深刻的见解，管仲也成了历史上亘古未有的经济学家。他的“自由经商”主义跟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非常相似，他的“投资”、“消费”、“出口”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又跟凯恩斯经济学遥相呼应，但是他理论早了对方将近两千三百多年，堪称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的鼻祖。

事实上管仲才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动“货币战争”的高手。齐桓公曾经想教训楚国，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齐桓公就派人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楚王听说后开心的说：“鹿，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赶快让老百姓都去捕捉活鹿！”于是楚国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都行动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这时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楚国也因此却误了农时，而这时管仲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管仲发动的另一场货币战争是‘衡山之谋’。衡山国盛产兵器，天下无双。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于是衡山国百姓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一年后，齐国派人购运粮食，当时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的其它国家百姓都运粮卖给齐国。然后就在夏收前的一天，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时齐国又忽然对衡开始山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但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性技术，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