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种货币作为(货币学派（翻译文章）)

受疫情和国际大环境影响，目前我国经济似乎进入下行空间，为应对经济下滑，国家逐渐增发货币，年初M2增长率达12.6%，1月份广义货币近300万亿。但3月份CPI同比仍为0.7%，同时失业率上升。为此一些专家预测中国经济将进入通缩阶段，各媒体财经评论也汗牛充栋，对国家政策措施给出了一些建议和预测，在这些建议和措施很多读者不是很理解，什么是积极的货币政策为什么国家在经济下行周期要增加发行广义货币存量笔者近期读了一篇写于1985年的英文版的经济学科普文章《The rise and Fall of Keynesian Economics》，（Michael Bleaney Macmilan），文中介绍了一个经济学中重要的学派“货币学派（Monetarism或译为货币主义）”，有助于让读者了解几个基本的经济学问题，本人翻译后介绍给大家，或许有启发，翻译正文如下：

什么是货币学派，在现代经济学中有各种似是而非的回答，很难找到确定的答案。其中一种定义是“凯恩斯主义实践和理论产生后果的反叛”。这个定义虽然抓住了货币学派理论潜在的最主要的动因，即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偏好和对各种政府干预市场的反对，但它仍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在经济政策和理论方面长期存在的争论。最近，D.Laidler博士对货币学派提出了一个相当全面地概括，他这样描述货币学派的特征：

（1） 它是一个在宏观经济中研究货币数量的理论，它既分析货币需求理论也分析由货币收入变化导致货币存量变化的主要原因；

（2） 遵循菲利普曲线（后文有介绍）；

（3） 货币达到支付平衡；

（4） 反对稳定的货币政策，支持长期货币供给政策和目标。

源于这个理论，其中心思想就是表达货币的重要性，以及在宏观经济中货币作用优于其它任何方面；它的第二个重要论点构成是拒绝战后流行的观点：即一是政府应该积极干预经济生活来控制有效需求的水平，二是将通货膨胀控制在某种可控范围来支付较高的就业水平。按照菲利普曲线理论，如果通胀率总体保持在一定水平，则就业率将随之提高，并且同时推动通胀的加速。这些政策问题，一直是货币学派的主要争论要点，他们很少在理论层面去考虑如何去否定凯恩斯主义。

长期以来，货币学派最主要的关注是把货币供给作为拉升有效需求的核心关键因素，这是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流行的观点的反击，这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是一种完全无用的需求管理工具。货币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第一次反击是1956年由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编辑出版的《论货币总量的研究》，在这本书中，弗里德曼理论性的阐述了货币总量理论。他将其定义为一种货币需求理论而不是货币和收入之间的机械关系。1959年弗里德曼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述了一系列货币供给的拐点导致经济活跃周期随之按一定规律产生拐点。启示是如果前者先于后者，这表明货币存量的波动导致了经济活动的波动，他将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波峰和波谷的时间节奏与货币收入的波峰波谷进行比较，他发现平均16个月的间隔出现波峰，12个月出现波谷，弗里德曼从中得出结论，货币存量的波动是美国经济周期最主要的因素。

这个对货币进行深入细致历史性研究的成果发表在弗里德曼和Anna Schwartz 合著的《货币和贸易周期》一书中，同时间发表的还有一部重量级著作《美国1867－1960货币史》，书中他们再次比较了货币存量增长率和货币收入水平间的动态关系，提出前者会系列性导致后者。

上述《货币史》是一本通俗的用来补充《货币和贸易周期》一书研究的读物，它重点强调货币供给波动带来社会经济波动，其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有争议断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美国大萧条变得严峻，是因为由于银行倒闭带来三分之一得货币存量减少，作者质疑，作为货币出借人的美联储如果用最后手段采取积极政策，完全可以阻止银行倒闭。如果采取了这样的措施，货币供给不会崩塌，所以按照这一思路，货币收入和实际产出都不会如此糟糕。基本假设是，货币存量是货币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如果货币收入没有崩溃，就不会出现灾难性高涨的失业率。这个从货币角度对如此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本质上解释，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它暗示货币当局及时采取行动足以防止经济异常波动，这一立场后来成为货币主义学派日益突出的特征。

1968年弗里德曼发表了一个题为“货币政策的角度”的演讲，其要点是要支持执行将“存量货币的增长率作为引领货币政策的简单原则”，其无关乎当前国家的经济状况。早前他就质疑稳定的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有相反的效果，因为政府往往低估了经济周期所必须要求的政策措施的效果。在此他愈加坚定和宣誓了其反凯恩斯主义的立场。

弗里德曼是一个天才的传播者，他从不惧怕关于政府是否应干预经济活动，以及自由市场经济是否自身具有强大优势的争论，同时右翼政客将货币学派的观点视为攻击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和消耗经济活力的武器。货币供应操控似乎预示着政府将迎来一个财政紧缩的新时代，对政府的干预行动也将采取更为不屑的态度。鉴于在大萧条和战争期间伴随着凯恩斯主义对经济生活成功的影响，也使长期以来国家支出和干预行动显著增多，同时造就了广泛福利国家，但到60年代末，不断增加的税收负担开始吞噬人们的口袋，人们开始对各种国家支出的成本以及其公正、合理性提出质疑。这样对于右翼政府，货币学派成为联系公众对税收、通胀不满以及对政府无节制支出而焦虑的纽带。战后一个阶段，右翼把货币学派作为论据之一，用以批评凯恩斯主义或社会民主派别成为共识，它产生了一个乐观的共识就是促使政府考虑应该怎样用货币工具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