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论坛(专家热议“双循环格局下的中国金融发展”——2021国际货币论坛举行)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经济评论》 北京报道】7月2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承办的“2021国际货币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百余名专家就“双循环格局下的中国金融发展”这一主题建言献策。

在论坛开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指出，建党百年以来我国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但同时我们正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加之全球疫情反复，我国经济仍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发展格局下的人民币国际化

“高水平的经济内外双循环才能支撑起主权信用货币的高水平国际使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王芳表示，畅通国内大循环要选准生产端和市场端突破口，抓住提升供给创造需求能力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两个关键问题，释放国内大市场的潜力与魅力，保障人民币资产盈利性和安全性。畅通国际大循环要以立足中国本土的高水平开放为突破，保障人民币供给充裕和使用便利。通过多种形式贸易创新重塑中资企业和机构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提高话语权。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对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积极作用，基于制度规则和市场使用加速形成人民币国际化的网络效应。

在谈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张杰表示，要看清楚人民币的国际化或者国际使用，我们需要转换角度，那就是着眼于大国货币视角。大国货币有些基本的条件，币制统一、币值稳定、币制独立、国际使用或国际化，国际化只是人民币成为大国货币的一个条件，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条件。从理论逻辑看，人民币要成为大国货币，似乎要步英镑和美元后尘，需要照样学样。但若着眼历史逻辑，人民币要成为大国货币，必然走自己的路。

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珺表示，综合国力是主权货币国际化之锚，当前我们分析货币的国际化，依然需要抓住综合国力这个锚。在全球化的下半场，科技是衡量综合国力的关键变量，其正成为推动货币国际化的主要驱动力。但科技这一驱动力在助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仍较为薄弱。相较于其他主权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有着独特优势，未来在跨境领域中的应用将成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支点。其具有技术相对成熟、试点范围广且场景丰富、兼容性强且安全性高三大独特优势。

分论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人民币国际化”上，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行长方昕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的首要问题是投放渠道问题，如果人民币投放的主渠道放在经常项目，则必须像美国一样，出现巨额逆差，这与历史现实不符。人民币对外投放的重点应放在资本项下，依靠跨境投融资。人大报告显示，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收付已经成为跨境人民币明显增长的主要动力。

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王兆星以如何看待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为主题发表了演讲。他认为，巴塞尔监管规则根据金融业态和金融风险的变化不断在调整和完善，以更有效地防范金融系统的问题。中国金融监管当局也不是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根据中国金融业实际和金融风险的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实施符合中国金融业的规则。“金融监管永远是在平衡、开放、创新、安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把金融风险的防范、金融稳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来不断地鼓励、支持创新，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王兆星说。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在复苏加速的背景下，债务缩减与风险释放的路径是我们要全面跟踪、全面研究的关键话题。他提出了值得关注的几个关键点。一是全球通胀是否会持续，是否会导致大幅度政策调整同时，政策调整也将面临当前复苏加速和未来疫情不确定性的双重压力。二是全球金融政策和金融周期已然发生变化，全球低利率周期还将持续多久值得关注的是，低利率和高债务之间的连生体将如何影响各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三是美国这次政策调整及其影响是今年末到明年初最需要关注的一个核心点。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目前区域金融债务循环链有可能处于临界点，但是对于它的冲击方式、冲击规模、冲击的破坏力依然认识不足。

在分论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人民币国际化”上，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分析了后疫情时代国际金融新格局的特征：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出现逆向分化，近期发达经济体因疫苗的广泛使用经济复苏态势好于新兴市场；全球经济加快复苏，但与疫情前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疫情前长期持续的全球经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负债很难出现根本性转变；大国博弈和国际竞争格局下，国际货币竞争将愈演愈烈，人民币国际化要站在应对国际货币竞争和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高度，加快提升人民币国际使用范畴，等等。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肖耿认为，中国在离岸金融领域面临三个风险，一是汇率风险，主要确保人民币和美元汇率变化不过分，汇率风险是可控的。二是长臂管辖的风险，这可能是最重要的挑战，我国大量海外资产如果因为美国长臂管辖而产生问题，则不容易处理。三是缺乏系统集成的风险，我国很多自贸区的政策比较碎片化，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依靠这些政策创造一个类似香港的成体系的世界领先的离岸金融市场生态体系。对此，中国的最优方案是利用港币离岸金融体系来统一正在形成的各类离岸市场试点，次优方案是在各个不同的离岸金融试验区分别构建不同的离岸市场。

分论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保障金融信息安全”上，矩阵元创始人、CEO孙立林在谈及金融系统安全和普惠金融时表示，由于新时代人群消费逻辑的进化，给金融业务带来了全新的问题，例如信用消费和套现。尤其重要的是，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和金融业务的安全是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有不同的权重来做系统性思考和建构。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瞿强教授从政策不确定性和股债比例失调两个维度对金融风险的成因进行探讨。政策不确定性方面，从过去看，比如1997、1998年的不良资产，当时的测算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不良资产实际是政策失误导致的。我国应该建立起完备的评估反思机制，降低政策随意性带来的风险。“股”和“债”应该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引发债务违约的风险，一旦债务无法偿还形成坏账，在股债比例失调的背景下，则会引发金融风险。

绿色金融发展和数字金融人才培养

在分论坛“ESG助力绿色金融发展新格局”上，天津商业大学再生资源研究所所长吴爱政提出，再生资源行业可贡献1/4的碳减排。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规模相当大，我国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在2020年达到3万亿。发改委提出到2025年要基本建立资源循环产业体系，资源循环利用产值达到5万亿。这在双碳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工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周月秋认为，ESG是金融助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重点在三个方面。一是ESG投资，金融机构将ESG因素纳入投资管理标准，二是ESG评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三是ESG信息披露。企业披露ESG信息能够使市场信息更加全面、透明，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夯实金融创新基础。

周月秋对中国ESG未来发展提出四条建议。一是建立统一的和国情相适应的ESG评级体系。二是鼓励和引导ESG投融资市场发展，促进长线资金进入市场，加强配套设施建设。三是完善ESG信息披露体系，强制披露框架基础上，补充半强制、自愿性披露指标，扩大覆盖面，为企业ESG信息全面披露创造条件。四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形成国际标准和中国标准的良性互动。

分论坛“数字金融人才培养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上，中国光大银行数字金融部联席总经理蔡明杰表示，数字金融人才缺口主要体现在人才的结构性短缺。随着银行服务边界扩大、数字化转型推进以及新型互联网金融产生的新机会，银行对数字金融人才的需求具有持续性和长期性，人才的需要一是体现在既懂科技、又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二是具有开放心态、创新视野和持续学习的人才。

IMI研究员、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蓝国瑜对于政府支持金融科技建设，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第一，希望地方政府能解决“票子”的问题。一是在企业端提供业务订单，引导地方城商行或证券公司、保险机构开展一定的业务订单，吸引更好的金融科技企业落地；二是提高金融科技人才的收入水平，至少要达到金融行业或科技行业的平均水平。第二，希望地方政府尤其是监管机构能促进监管与企业的沟通，对新兴公司来讲很容易会被限制科技创新，要有更好的监管沟通渠道。第三，希望政府帮助加快产学研的资源融合，仅仅靠企业牵头很难，需要政府来“搭台”，加速融合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