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现金货币b(贝币正式第一种货币丨)

贝币出土发现早在夏朝，贝币已得到使用，商周时代则更为普遍了。商代常见的是一种齿贝，背面往往磨平，或钻一穿孔，便于携带，学名为货贝。

上期讲到，人类最初的货币是“贝”，在母系社会那个时代，女性能生孩子这个本领，把男同胞们吓坏了。因为男的做不到。形成了一种信仰做生殖崇拜。

由于贝的形状近似女性生殖器，这无疑赋予了贝在人们心中崇高的地位。人们将女性平安产子寄托于贝的保佑，成为当时最高贵的“信物”。

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华夏早期的货币是货贝，它生长在东海及南海地区，内陆并不容易得到，需要人携带到内陆或者交换到内陆，数量上的稀少也保证了贝的价值。

华夏的大部分地区最终是以海贝作为最初的货币，它的尺寸小巧易于携带，花纹美观适合佩戴。“实物货币具有两重性”，由此可见“贝”在当时无论是被用作信物（崇拜）或饰品（佩戴）或货币（交换）都是恰到好处的。既然生活离不开贝，人们对贝也达成了广泛的认知，这使贝当之无愧地成为实物货币中的代表，也就成为了当时人们所公认的等价物。

中国的贝币从诞生之日起流通了上千年的历史，甚至在明朝末期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使用贝币交税。刚果王国在19世纪中叶仍使用海贝作为货币。英属乌干达在20世纪初依然使用贝壳交税。时至今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东新不列颠岛屿上，贝币仍然具有法偿地位可以兑换巴新法定货币基纳。可见贝币的独特属性是被全世界认可的，它遍及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多个地区，是最早的“世界货币”之一。

今在“盘庚迁殷”的安阳地区出土的贝币已经数以万计，著名的商代“妇好墓”中随葬的海贝币，还有6枚用绿松石仿制的贝。这些海贝产于台湾、海南等地，甚至还包括阿曼湾、南非地区，可见当时贸易往来非常频繁，已出现了海上贸易，商代的有些氏族文字就表示一个肩挑着贝的人驾船去交易。

货币出现以后使商品在交换的过程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可以直接通过货币自由从事着各种交换活动。这进一步推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增加了产品的剩余，贝币的产生又使“交换”变得更加频繁。

这也使当时一部分人率先富裕了起来，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在原始社会中，私有制的产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能使一些人积累更多的私有财产从而改变社会结构。

殷商时期已出现赏赐贝币的情况，周代时赏赐贝币的传统仍然延续，数量上也更多了。从商代青铜器铭文中可知贝币的单位是“朋”，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单位。1959年6月郭沫若先生根据安阳后岗圆坑墓中的三堆贝币确定为“十贝为朋，连成一组”同时出土的青铜鼎中铭文也有王赏赐戍嗣子贝二十朋的记载。

据目前所发现的商周时期记载关于赏赐贝币的资料统计，甲骨文中赏赐最多的有“七十朋”，青铜器铭文中最多的有“百朋”、“朋二百”，但“百朋”及以上的情况十分少见。赏赐的整体数量都不太多，同时殉葬的数量也是有限的，表示贝币至少在商代末期至西周初期的价值相当高。

关于贝币的购买力在商代及东周时期还没有确凿的史料支撑，但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一些记载着当时物品及交易价格的史料，可以反映西周时期贝币间购买力的大致情况。

裘卫盉出土于陕西岐山南麓古周原遗址范围内的董家村的一处青铜器窖藏中。同出的37件青铜器大部分都有铭文，这批青铜器铭文上记载了从周穆王（西周早期）至周宣王（西周晚期）这一时期西周政治、经济、法律、土地制度等诸多方面。特别是其中的“裘卫四器”，是研究周恭王（西周中期）时期的珍贵史料。

裘卫盉铭文中记载大致意思是矩伯以“十田”换取了裘卫价值八十朋的玉质礼器，又以“三田”换取裘卫价值二十朋的一套礼服。

铭文中针对“田”出现了两种价格，一种对应每田8朋，另一种每田7朋，贵的或许是良田。西周实行“井田制”（“井田”有争议），据郭沫若先生提出的“周制百步为亩，一夫百亩”的单位计算方法，当时一亩相当于今天的六成，则铭文中一朋贝对应的两种面积区间在12.5与15亩，相当于今天的7.5亩与9亩。

如果按照“一朋十贝”计算，1贝可购置如今的0.8亩田左右，大概520平米。现在农田的价格大概在2万左右一亩，所以大概估算在西周时期，一个贝币大概购买力在1万6千元左右。不过现在收藏界它也就几元钱一个，我自己也有收藏了几百枚。

另据其他青铜器铭文记载的情况统计，夏商，和西周早期贝币的购买力很高，但之后贝币的价值逐渐开始下滑，这基本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由于经济的发展，货币需求量一定会增多，以至于天然海贝已不能满足市场所需的货币量。石贝，玉贝，铜贝等在盛行贝币的时代为货币做着补充，但东周时期贝币已不再是主流，逐渐成为辅币在社会的中下层中流通。秦始皇统一货币时贝币基本告别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则是开启了“金属铸币”的新篇章。

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钱币的发展史，它从远古而来，承载了历史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