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是浪漫主义作家郁达夫典型的感伤倾向的代表作。这部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位赴日留学的男青年，因为爱情的不可得，又不堪忍受异国异族的欺侮，在狎妓的后悔与自责中最终投海自杀的故事。

在《沉沦》中，跃然于读者面前的主人公是一个荏弱、孤冷、困惑的青年“零余者”的形象。这样的“零余者”也是郁达夫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形象理念。

何谓“零余者”

正如郁达夫所言：“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与人无损”。零余者就像是缥缥缈缈于世间的虚无者，对于世界是多余的，对于生命是无所谓意义的。

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多愁善感的青年，他性格孤僻沉溺于自然之境。“他”很希望与外界沟通又怀疑他人对自己带有偏见和歧视。于是他营造了自己高处不胜寒的人设，与他人隔离开来。

同时，他也有有着青年人对于爱和性的追求与苦闷。他为自己“被窝里的罪恶”而自责，却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偷看房东的女儿洗澡，最终匆匆逃离。在欲望的支配下，他到妓船上狎妓又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哀怨。最终，无以解脱，投海自戕。

“他”始终处于一个逃离与矛盾的状态。在生活上，他步步逃离人群、逃离亲人、逃离社会，却又在精神上一次次踏上“沉沦”之路。 在这主人公“他”的沉沦之路上，夹杂着的是时代下“零余者”的自我、欲望和家国情怀。

自我：零余之孤独

郁达夫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具有相似的特质:神经纤细而敏感，内心泛着苦楚却无以宣泄。在《沉沦》的开篇，就介绍了到日本留学主人公的“孤冷得可怜”。

在日留学时， “他”有意识地避开周围的同学，保持着一种顾影自怜的孤独状态，却因为个人的欲望挫败而“伤心到极点”而产生了极端的复仇心态。

零余者的孤独亦转换到对同胞、对祖国的怨念上。在与女同学擦肩而过之后，“他”愤怒道：“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看似无关的独白，更加突出了他孤苦而怯懦的零余者的形象。

“他”向往“纯朴乡间”，捧着诗集在乡间行走，吟诵诗歌，为乡间的无名的烟火或是风动而流下两行清泪。当他真正置身于自然风景中时，却“害怕起来，几乎要哭出来了”，风景于“他”而言，是逃避世人当作避世的寄托。

在被“他”誉为朋友、慈母、情人般的大自然里，他更多的是因逃避世事而沉浸于自我。在一种孤独的自我体验中， “他”营造出的孤独的状态，拒人于千里之外，却又渴望他人的关怀，这样矛盾的心理是“他”走向沉沦的第一步。

欲望：性之苦闷

“他”在欲望的边缘痛苦挣扎，渴望拥有美好的情感，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当“他”从东京逃离到偏僻的N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孤独之人，却又因无力承受个人欲望的自然要求而陷入苦闷与自我折磨，而主人公正是在这样畸形欲望的递进与自我谴责的矛盾中，步步沉沦。

“他”为情欲冲动而忏悔自责，却又主动纵欲。厌恶于自我每日“被窝里的罪恶”，却耽于此。他为此每日洗澡，食用生鸡子和牛乳，却也越发惭愧，认为这是犯罪的证据。

他倾爱慕旅馆主人的女儿，虽然想与她讲几句话，却总开不了口表达心意。在欲望的驱使下，他偷窥了旅馆主人女儿沐浴。被发现后匆匆逃离了旅馆，甚至以为所有人都发现他这样不堪的行为。

郁达夫认为“爱欲与死，是人生两大根本问题，而文学的使命就是表现这两大根本问题。”小说的中段，以性为核心的欲望描写大胆而直白。无论是“他”手淫、窥浴、狎妓还是因自然欲望而产生的心理和言行都直白地暴露在读者眼前。

主人公是一个二十一岁的男青年，来到文化相对开放的日本，在这样的氛围中，常被撩拨起性的冲动。在欲望面前，他总是不能摆脱精神上的折磨，自我谴责和良心的审判。

这样矛盾的“性之苦闷”根源于他的接受教育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他是东渡留学的新青年，追求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国内传统礼教文化的熏陶与束缚。

违背“他自小服膺的‘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圣训”使他感到内疚。“他的自责同恐惧心，竟一日也不使他安闲”。在欲望与道德桎梏的两重折磨之下，“他”一次次陷入苦闷与自责的恶性循环中。

国家：生之苦闷

主人公陷入灵与肉的冲突不能自拔，偷窥房东女儿洗澡、听到他人幽会……他从手淫到狎妓，在畸形的欲望递进的“性之苦闷”下一步步走向“沉沦”，最终通过沉海自杀的寻死换求解脱。

而“他”在层层递进的“性之苦闷”中更深切感受到是弱国子民屈辱的“生之苦闷”。他将个人的压抑与祖国的灾难联系起来。

这样极端的情绪在狎妓后在付钱时遭到鄙夷，问及国籍时因祖国积贫积弱而羞于启齿而达到顶峰。“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中国啊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啊”

性之苦闷，理想幻灭、极度自卑、生之苦闷与报国无门的诸多情怀交织于一处。文章的最后，主人公高喊着让祖国“富起来”“强起来”而赴死。让文章的结尾因为爱国话语的加入，基调由抑郁感伤转为悲壮。

回看主人公形象，他感伤忧郁又疾世愤俗，清高孤冷又自卑渺小，想要解放和自由，不甘沉沦却又无力自拔。在无尽的沉沦中又残存不灭的希望，这微小的救赎与抗争，让主人公的形象变得浪漫而悲壮。

步步沉沦之路上，直接致使“他”沉沦的是狎妓之后油然而生的罪恶感与恐惧，而造就他敏感而自卑的性格的根源则在于关乎家国的“生之苦闷”。一方面作为留学日本的先进青年，追求思想自由与个性解放，然而他却与社会格格不入，无力改变现实。另一方面，祖国的积贫积弱也是造就他“零余”的原因。

对于动荡的病态社会与时代而言，这样的病态的苦闷何尝又不是真正的清醒呢与之相似的是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面对病态的旧社会，鲁迅先生以言辞激烈地斥责吃人血馒头的社会，《沉沦》却用压抑沉闷控诉旧社会传统礼教。

狂人与“他”都是病态社会下的清醒者，不同的是狂人最终选择回归正常，而“他”选择以死亡。作为时代的“零余者”，面对社会与国家的无能为力，他的自戕是对此的抗争与不妥协。

《沉沦》一文，亦能够看到时代的部分精神面貌和根植于作者自身的思想情感与人生际遇。对旧社会的反抗在沉郁的自我暴露与心理剖析中得以彰显，在颓废的自我困境中隐藏的是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

作为一本自叙传小说，《沉沦》中主人公的经历同郁达夫青年留学日本的人生经历与成为“互文”，而行文上，以大量自我剖白的写作手法描绘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在动荡社会下的苦闷心境，也向读者展示出一个满目疮痍的精神世界。

与其说《沉沦》是以苦难与爱国书写为滥觞，不如称之为以自叙与矛盾谱写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