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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4-04-24

来源:玫瑰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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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因遭受西方冲击而一度“蒙尘”,需要擦洗拂拭。最终,在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中,中华文明得以“重焕”辉煌灿烂的光芒。

    要认识这段“文明重焕”的历史,就要将其置于整个中华文明大历史中,在更长的历史时段和宏大的历史视野中加以考察。《文明重焕——社会主义与中国江南》一书即是立足中华文明大历史来讲现代中国的历史。

    推荐阅读

    《文明重焕——社会主义与中国江南》

    瞿骏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中国历史长河里,江南地区经济、文化长期发达,是一片特别适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扎根的土壤,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国具体实际不断结合的代表性区域。《文明重焕》一书具体落脚于现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江南”,通过设计“主义来了”“众声喧哗”“人间正道”“剖析中国”四章内容,以精心的编排、生动的事例串联起古今江南的互通与互动、现代江南的发生与发展,以细腻的笔触、深刻的见地赋予中国社会主义传播过程以“历史的血肉”和“落地的展示”。

    同时,本书通过社会主义与中国江南的互动,展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进而为读者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怎样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华文明如何从“蒙尘”走向“重焕”,中国共产党何以百余年“恰是风华正茂”提供新的视野和视角。

    瞿骏,1978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青年研究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理事、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著有《花落春仍在: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困境与新路》《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立干以扶枝: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基本议题十讲》等。

    绪论

    一、如何讲述现代中国的“起点”

    二、现代中国之沉沦与荣光的辩证统一

    三、现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江南”

    第一章 主义来了——清末民初江南的社会主义“初传”

    一、江南社会主义“初传”的基本条件

    二、社会主义“初传”与清末民初的思想转型

    三、江南社会主义“初传”的渠道和效果

    第二章 众声喧哗——五四时期江南的社会主义落地与马克思主义凸显

    一、北京、上海——五四运动的“双塔”

    二、五四时期社会主义在江南的落地

    三、社会主义竞争与马克思主义凸显

    四、在实践中进一步凸显马克思主义

    第三章 人间正道——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发展与江南马克思主义传播

    一、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深入江南地方

    第四章 剖析中国——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派的江南调查与研究

    一、从江南走向革命的中国农村派

    二、江南调查的资料准备和实际展开

    三、中国农村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结语

    后记

    中国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个简单的外国输入与中国接受的过程,而是新思想与旧思想的不断碰撞融合,中国社会发生不断有利于社会主义传播、落地、实践的转型过程。在此过程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国具体实际在不断结合,至今仍在进行中。

    江南地区在中国历史长河里经济、文化长期发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国具体实际不断结合的代表性区域。自1840年起,西方殖民者加紧向中国东南沿海渗透,江南地区受帝国主义冲击的程度较其他地区更为严重。在江南人民救亡意识的催动下,早在清末,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各种新思潮就已在江南出现。江南读书人对新文体、新思想的接纳,使阅读与讨论社会主义在江南形成风气。新报刊的兴起、新书籍的流行和江南读书人的多方流动,更使社会主义有渠道从江南一隅向全国各地流布。不仅如此,江南的革命者更是能超越思想文字,走向革命实践,使得社会主义在此区域能够真正落地生根。

    社会主义在江南实现传播与落地,当然有外部因素的刺激,但更多还是植根于江南的悠长历史之中。因为在这一地区,人心中普遍常植的是“求世间公道、追天下大同”的古老理想,并有将此古老理想付诸实现的决心和动力。

    进而言之,社会主义与中国江南互动的进程,一方面展示的是中国革命在中国各区域传播、落地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展示的是中国革命在差异中所拥有的统一、强大的内生性。正是凭借强大的内生性因素即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核的充分联动,中国人生活的出路、生命意义的出路、国家的出路乃至整个世界的出路才能串联在一起解决。

    “串联在一起解决”决定了中国革命实践具有多个层次。但在多层次的实践之上,中国革命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统一于建设一个新中国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宏大目标。有此整体规划和宏大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个人的革命就能不囿于个人,乡村的革命就能不限于乡村,城市的革命则能延展出城市。这场延续至今的大革命的初衷不仅要“救国救民”,更要“救世界”,“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所谋求的是“人类全体的幸福”。如此宏大的革命目标,结合江南社会主义传播、生发的具体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风貌与普遍意义展示得清晰而具体。

    回望这段历史,继而观照现实与未来。中国人不但是在各个方面“赶上了别人”,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和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与中国江南互动的进程,正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中,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正在创造之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必会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写下浓墨重彩的华章。

    END

    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辑:杨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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