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书院作为宋代开展历史教育的重要载体，其以自身的办学特色在宋代获得了发展空间，但是由于内外部因素的多重影响，使其呈现了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其中，北宋初年，在面对科举巨大需求以及官学无法提供就学之所的困境下，书院历史教育呈现着为科举应试服务的特点。

北宋中后期，伴随着国家趋于稳定并稳步实施了兴学运动等举措，促使书院转变教学重点，开始在由理学家创办的书院中，开展以学术研究为中心的历史教育。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官学的再度衰败，促使书院历史教育同时肩负学术研究和应试科举的双重使命。

一、北宋初期以科举为中心的书院历史教育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记载：“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

北宋初期官学不振，促使书院成为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朱熹认为书院之所以能在宋代获得较大发展就在于科举影响下的士人们积极向学，但是官学又无法满足学生这样的需求，加之当时朝廷无力办学，于是就通过鼓励和褒扬的措施来促进书院办学，于是一大批书院在这样的背景下呈现了快速发展的趋势。

北宋初期书院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在课程设置上主要是以满足社会需求为主。当时统治者希望能够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有利于国家建设的人才于是开始强化科举考试制度，再加上科举背后所带来的名与利，也极大的激发了当时士人应举的决心和欲望，于是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参加科举以入仕为官的热潮。

因此，满足科举考试的需要便成为这一时期书院开展历史教育的重心。根据当时朝廷对书院的赐书，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以九经为主。从九经所包含的内容角度可以发现无论是“三礼”还是“三传”亦或是《周易》、《尚书》、《诗经》都是反映古代社会政治、文化以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文献，九经成为书院开展历史教育所依托的重要教学素材。

此外在北宋时期实行的进士科考试中，也体现着对于历史学习的强调。由于宋太宗、宋真宗等非常喜爱诗词歌赋，这反映至科举考试中则表现为进士科考试以诗赋取胜，由于学习历史有利于提高应试者的诗文写作水平，加上科举考试中“三史”科以及“三传”科的设立直接体现着对于历史知识的考察，这极大的刺激了广大士人对历史知识的学习。

书院在给科举士人们提供读书学习场所的同时也因教学成就突出，促使许多的书院生徒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成功，这一成就的取得也在不断提高着书院的名声和影响力。如戚同文在睢阳书舍讲学时，因其学识渊博而有许多人慕名到此求学。

这些参加科举考试取得成功的人中还有一部分人官至台阁。因此，书院教学的成功也促使更多人把书院作为登科及第的学习场所，如宋痒、宋祁兄弟曾分别就学于分宁的芝台书院和樱桃书院，天圣初同举进士等等。可见书院在为科举输送高素质人才的同时，也在社会上提高了自身的地位及影响力。

二、北宋中后期以学术研究为中心的书院历史教育

宋初朝廷的一系列举措实施后，促使社会各方面陆续回归正轨，这一时期国家也看到了书院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不足，进而着手发展官学教育。其在恢复官学教育过程中采取的一些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书院教育的生存环境造成冲击。伴随着理学的兴起，书院也开始转变教学重点即以追求学术研究为其治学宗旨。

北宋初年由于朝廷在教育政策上的鼓励和褒扬，促使书院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私人办学力量毕竟有限，书院在办学规模和数量上很难有较大的突破，再加上当时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参加科举考试的这些人，通过自己准备功课，仅凭一次考试难以对其学识、品行以及才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范文正公集》记载：“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为邦材，况州县之用乎”

于是一些人就提出恢复和兴办官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策，因为他们认为兴办官学之后可以在学生求学期间考察其品行、学识以及才能，进而弥补书院办学的不足，最终能够为国家选拔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范仲淹在这里也持这样一种观点，于是在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这些有识之士的倡导下，北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官学兴办运动。

为了促进官学的发展，北宋先后历经的三次兴学运动，并且在每次兴学运动中都采取了有利于官学发展的措施。如在庆历兴学中规定，士人们要想参加科举考试就必须在官学中接受三百日的教育，不入官学读书则没有应考资格。可见，接受一定时日的官学教育是拥有参加科考资格的前提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官学的发展。

第二次兴学运动的措施中规定，以官学的升舍考试代替科举。也就是说国家选拔人才不再通过科举考试，而改为官学中的升舍考试，这更增加了人们入官学读书的热情。但是这一措施对私学教育来说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这种规定一旦实行，那么书院就会失去一大部分因为科举应考而入书院读书的生徒，书院生徒减少所带来的影响便是书院教育的衰落。

第三次兴学的措施则完全取消科举考试改由学校一并执行，并且对地方官兴学的贡献程度加以奖惩。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上，无论是学生还是各级官员的注意力都吸引至官学。朱熹曾撰文，在实施各种有利于官学发展的兴学措施后，书院逐渐被排除了人才培养体系而渐趋衰落。

国家教育政策的导向，扭转了官学与书院在人才培养中所处的优势地位。从兴学运动开始至北宋末年书院的数量虽然较宋初有所增加，但是其地位和影响却远不及从前。其中一些书院在面临朝廷办学经费不再予以支持的情况下，他们为了寻求生存与发展逐渐演变为官学。

还有一些书院虽然地位和影响不及从前，但也在缓慢的发展之中，伴随着科举生徒转入官学读书的情况下，书院的办学重心也发生了改变，这一改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宋代新儒学的出现，书院以其自由的办学特色吸引着大批的新儒家们，把它作为传播思想的基地，这些新儒家在书院教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书院的转型。

转型后的书院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办学目标即“倡明道学”。虽然生徒也可以通过在书院学习以参加科举考试，但是转型之后的书院反对那些为了科举而学习的行为。历史教育仍然是他们在教学中十分重视的学科。如史学家兼理学家司马光在嵩阳书院讲学时不仅开展历史教育，就连《资治通鉴》的其中一部分也是在这里完成的。

三、南宋时期学术研究与科举并重的书院历史教育

书院在历经了北宋由盛转衰的发展历程之后，在南宋又获得了较快发展的机遇。据考证统计，南宋书院总数为442所，是北宋书院总数的6倍，唐五代北宋500余年间书院总和的3倍多。至于书院发展之快的原因，查阅史料发现官学衰落是促使书院获得较快发展的动因。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记载：“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士之有志者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

虽然北宋时期为了扭转官学与书院，在人才培养上所存在的差距，而实施了三次兴学运动，但是三次兴学均告失败，所幸存的也只是学校的形式，教学内容空疏无用。这样的官学教育弊病百出，既不能为国家培养出建国兴邦的人才，也不能满足士人们欲求得“德行道艺”之实的学习目标，于是书院就成为了深受广大士人青睐的读书求学场所。

面临着科举的巨大诱惑，再加之官学自身存在的弊端促使很多的求学士人，选择书院进行学习，因此书院肩负起为科举输送高素质人才的任务。当时一些书院为满足科举生徒们对举业课程的需要，专门开设了史学课程并且定期进行考课。

书院在教学过程中如有不率教者则别立一斋，足以说明书院在历史教育过程中对学生要求之严格。明道书院也在其规程中对学生的学史时间，以及针对学生的疑问进行史学答疑的时间，进行了明确规定。

大多数书院注重经史教学，这也印证了当时科举考试注重考察学生对经史知识理解的事实。这足以说明，当时书院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实施既满足了科举人才的需要，又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种先锋形式。

结语

宋代书院历史教育在发展的历程中，呈现的特点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历程。期间深受国家政策导向，官学的兴衰历程，应举士人的推动以及理学纵深发展需要的满足等因素的影响。由于不同时期多种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程度不同，促使书院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了重视学术追求和满足社会需要的特点，并在综合平衡中得以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沈约.《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