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君↑

答“怎么理解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的观点”：

这篇回答会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直接解读巴特的《作者之死》这篇论文，第二部分是探讨巴特写作的背景（并且会包含一小段有争议的注释说明巴特想要杀死的那种作者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恰恰是他自己虚构的），第三部分是看一下福柯对巴特《作者之死》的回应。第四部分讲的是巴特并没有完全杀死作者，即使在巴特这里，作者也没有真正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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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的《作者之死》是一篇非常短的论文（随笔），这让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番细读。第一段巴特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萨拉辛》，通过引用原文的一段话，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在说话是作者，还是作品中的叙述者，还是某种时代背景，或者潜意识

在第二段，巴特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一件事一经叙述……声音就会失去其起因，作者就会步入死亡。”因为作者说话的原因是被多重决定的，所以作为一个整体的原因永远是缺席的，作者被去中心化。并且真正的中心是无法定位的。在这里，巴特明确地说出了作者之死。并且他指出，“作者”这种身份不过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什么永恒的东西：作者是一位近现代人物，是由我们的社会所产生的。作者并不是自足的产物。但是我们习惯将作者视为“上帝”，并到作者的生平里去寻找作者作品的意义。（某种程度上类似中世纪的一些《圣经》的阐释学）这是当时法国很多学院派学者的做法，也是巴特的主要批评对象。

这也就引出了下一段：“尽管作者的王国仍然十分强大。”但是马拉美等作家已经试图挑战这个王国。马拉美的诗并不是作者在说话，他试图让语言本身去说话。瓦莱里由于沉迷于一种“有关自我的心理学”，所以没有马拉美那么先进，但是他也“不曾停止过怀疑和嘲笑作者……他强调语言本性，并认为求助于作家的内心是一种迷信”。至于普鲁斯特，他完成了一种伟大的颠倒，他“不把自己的生活放入小说中……而是把生活经历变成了创作”这两句话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太大区别，根据汪民安老师的解释：“生活现在不是小说的中心，生活经历变成了创作，书则成了创作的样板，生活和书的关系颠倒了。”本来是先有生活，再写；现在写就是生活本身。普鲁斯特小说里叙述者是准备写作，而不是正在写作。而超现实主义者所提倡的“自动写作法”，让作者完全去神圣/中心化了，作者是让他的无/潜意识在写作，而不是让自己的意识去写作。我们以前都认为作者先于作品，现在我们发现作品和作者同时出现，超现实主义者不再像他们的前辈作家那样深思熟虑，而是拿起笔就让无意识写作。如果我们接受拉康对于语言和无意识的看法的话（语言就是无意识或语言像无意识一样构成），那么还可以进一步说：作品先于作者。是先有语言系统，才有作者的言语，并且作者的言语会被吸收进语言系统之中。作者变成了消失的媒介。并且就跟字面意思一样，他消失了。

后半部分，巴特表明了文本是一个“多维空间”，这个空间由无数话语构成，不存在原始的文本。巴特认为文本的这种复数性会汇合到一处去——读者。“一个文本的整体性”只能在读者（目的性）那里，而不能在作者（起因）那里。古典主义一向忽视读者，现在是推翻“作者的神话”，让读者站起来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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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可以被视为是对以皮卡尔为代表的老派学术者的攻击。在20世界60年代，以《论拉辛》为端，巴特和从事文学史研究的教授们发生了论战。皮卡尔在《新批评还是骗术》中，指责巴特为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并且认为巴特趣味很“恶劣”，不够“客观”（巴特指出“良好的趣味”来自17世纪的古典主义，客观性来源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不具备普遍的价值，不过是一定时期的特定产物）（注1）。巴特认为，以作者为中心（authoritative reading）的解读封闭了文本。古典的解释偏好在文本中寻找藏在文本之后的作者（他个人的心理与历史等），一旦作者被发现，一个文本就被解释完毕。作者中心论的解读消除了差异。而杀死作者，我们就可以得出尼采在《Joyful Wisdom》里摆脱了上帝之后的感受：看见一片敞开的大海。这个大海在巴特这里就是文本。

注1：但是即使是由拉森建立的古典（作者中心）批评里，我们也很难看到作者究竟是怎样被神圣化的，虽然实证主义研究的确是以作者为中心，但似乎也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巴特所批评的作者-神学。即使在像19世纪的泰纳那样的实证主义者那里，作者也并不是文本的起源和终结，而更像是一个敞开的程序，作者更像是一座桥，连接着文本和历史。在这里布鲁克对巴特的洞见是很深刻的：巴特不仅仅是摧毁了作者-上帝，他本人也参与了作者-上帝的建构中。因为他需要一个值得他杀死的对象。“作者之死里提到的那种作者之所以可以准备去死是因为他们从来就不存在。”

同时也可以视为对新批评的回应，第三段巴特在“尽管作者的王国仍然十分强大”的后面的括号里添了这么一句话：“新批评通常仅仅只是在加强这种王国”。这句话很有意思，“通常仅仅”表面巴特认识到是存在“不通常”的情况的，美国的新批评是一股很大的学术潮流，当然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维姆萨特钩沉桑克蒂斯的“意图谬见”（intentional fallacy）这个概念，并且做出了激进的解读，根据赵毅衡老师的总结：桑克蒂斯认为作品无法表现的是作者的理性意图，而新批评派则认为作品与作者的任何意图无关。（注2）

注2：这个总结很容易造成这样的误解，即新批评完全把作者抛到了一边，事实上，新批评里的很多人仍然求助于作者意图，例如瑞恰慈把艺术真理视为作者心理真理，遭到了兰色姆的攻击

之所以要迂回到新批评这里，就是为了让以下这点变得明晰：“作者之死”其实早就以别的形式出现了。只不过巴特将它明确地提了出来，并造成了强烈的冲击。那些超现实作家在疯狂地自动写作时，他们不是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宣称作者已死了吗

在这里把“作者已死”和尼采的“上帝死了”对照着看是很明晰的：作者其实就是世俗（文学）领域里的上帝，尼采的“上帝死了”是为了终结形而上学，而巴特的作者死了是为了终结文学上的作者中心论。并且两者都认为上帝/作者死了某种程度上是件好事，上帝死了有强力意志，作者死了有读者，都打开了新的可能性。之前的作者中心解读，在巴特看来，实际上就是一种神学解读。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巴特的第三种可能的回应。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巴特一度沉迷于结构，尤其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巴特试图将任何作品纳入统一性的秩序轨道。而在1967年，德里达出版了《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和《语音与现象》这三本解构主义的经典作品。德里达在讲演里这样解释解构主义的重要概念延异（此概念早在1963年就已出现在德里达的作品里）：“延异即非一个词，也非一个概念……是差异的本源或生产，差异之间的差异，差异的游戏……它不是一种存在-在场，无论你把它说得多么美妙，多么独特，多么重要或多么超验，它什么也不支配，什么也不统治，无论何时何地都不炫耀任何权威。”延异颠覆了逻各斯，跟结构主义说了再见。

而巴特对于德里达的阅读，让他也对结构主义的信念产生了动摇，《作者之死》就是最好的证明。巴特让文本沉入无数文本所构成的复杂网络（并且这个网络并没有起源）中，明显受到了德里达“延异”概念的影响。有趣的是，在巴特发表《作者之死》之后，德里达也写了一篇《罗兰巴特之死》来对他致敬（褒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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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1969年发表的《什么是作者》可以说是对巴特的《作者之死》的有力回应。在演讲的一开始，福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作者”巴特的答案是“作者是一种历史产物”。但是对福柯这个善于“考古”的人来说，这个回答显然过于宽泛了。福柯指出不论是“作者”这个词还是“作品”这个词，在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含义。作品曾经创造着“不朽”（英雄史诗），战胜死亡（《一千零一夜》）；但是现在，作品走向了它的反面，它本身是对不朽的反抗，作品杀死了作者（普鲁斯特、卡夫卡、福楼拜）。如果我们想考察作者的功能，首先要注意作者与死亡的联系，不是说一句“作者死了”就完事了，而是作者为什么会死作者之死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然而，仅仅重复那种作者消失了的空洞论调，还是不够的。同样，一再重复（在尼采以后）上帝和人类已经共同死亡也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定位那在作者失踪之后空出来的空间，追踪这一空间的边界和缺口的分布，留意随着作者的消失所释放出来的那些功能。

福柯认为作者之名说明了某一话语的背景，指出了这一话语在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中的地位。并不是所有的书写行为都会产生作者（比如你写了东西但没有发表），也不是所有的作者都需要书写（可以找人代笔，但是在其他人看来是作者）。相比作者这个词，作者功能这个词能更好地表现福柯的思路。作者功能为：“社会里某些话语的存在方式、流通方式和运作方式”

以恰克帕拉尼克的《搏击俱乐部》为例，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是作者，还是恰克帕拉尼克本人是作者叙述者“我”并不是写下故事的“我”（恰克帕拉尼克），但这两者也许都能算是作者。另一方面，身为作者，你承担了很多重并不重合的身份，一个论文开头感谢朋友的支持的“我”，和论证定理的“我”对应着同一个人，但是，前者是社会意义上的，后者却是学术领域的，这是两个不同的角色。在这里，“作者功能的效应就在于分散（产生）这些……同时存在的自我”。任何一个由作者创作的文本都存在着多个自我来共同完成作者功能。福柯本人对作者功能的总结如下：

1、作者功能与裁决和立法体系相联系，它们覆盖、确定并明确表述了话语的疆域；

2、它并不是在所有文明、所有时间中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所有的话语；

3、它并不是由将话语归于某个话语制造者名下的归属行为所界定的，相反，它是由一系列特殊而复杂的运作所界定；

4、它并不单纯且简单地指向一个真实个体，因为它可以同时产生多个自我以及多个主体，这些主体位置将被来自不同阶层的个体所占据。

福柯认为作者并不先行于作品，而是被我们的文化所有建构，它发挥着特点的功能：“组织小说的自由传播、复制、分解、建构和重构”。如果作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象可以标记我们对于意义增殖的恐惧，那么巴特杀死作者正是为了让意义增殖，因此在《从作品到文本》（1971年）里，巴特彻底告别了结构主义。在《S/Z》中，巴特提高了所谓可写性文本（可与德里达的延异对应）的地位，可写性文本与可读性文本对应，它是生产的，可以无限扩大延伸。巴特使用五种编码去重读/写巴尔扎克的《萨拉金》，用一种结构主义的方式反了结构主义。巴特说他想表达的是：“每个文本都有自己的模式。每个文本都应该根据它自身的差异性被对待。”（而不是只有一种普遍的结构）

从作者到作者功能的转变，福柯可以说是从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的那个享受一切女人（意义）的原始父亲转向了一种作为法律/边界的父性功能（父之名），并且福柯清晰地认识到，这个作者功能本身并不稳定（它从定义上就是不稳定的），而且可能会消失（这不正是后现代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吗）。福柯对于巴特简单地将作者移除的不满，某种程度上也对应着拉康的“是父亲还是更坏的东西”的选择，福柯没有选择更坏的东西。所以拉康在福柯讲演完《作者是什么》是什么之后，发言说的“福柯说出了我想做的一切”也就没有那么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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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被误解的一点是，巴特大喊一句作者之死，是将作者完全（从文学研究里）排除了出去。的确，如果单纯从《作者之死》这篇论文来看，这个观点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巴特本人事实上并没有完全排除作者，他明确提出了作者的回归，在《萨德 傅里叶 罗犹拉》里巴特有这样的话：文之悦包含着作者友好的回归（amicable return），回归的作者不是被社会机构所认同的那位，他甚至不是一个传记式的英雄（biographical hero），这个先是离开了他的文本的作者回归的时候并非作为一个整体……他不是一个（公民、道德上的）人，是一个身体（a body）。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巴特杀死作者不是为了别的，恰恰是为了让作者回归。某种程度上，这个不连续没有整体的作者是作为一个幽灵回归的，这是从康德的否定判断到无限判断的转变，从否定谓语到肯定非-谓语。从杀死作者到迎接一个鬼-作者。

巴特只接受一种作者的回归，就是一种非连续（discontinuous）的虚构的作者，在1971年的一篇散文里巴特这样解释作者：

并不是作者不会回到他的文本里来，但是他要想要完成这一点，只能作为一个客人（guest）……他的生活不再是他的虚构（小说）的起源，他的生活本身就是虚构……是普鲁斯特、让日奈的作品让他们的生活可以作为一种文本来阅读（而不是相反）。

在《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中，罗兰巴特可以说是实践了他自己的理论。主语在我、他、R·B之间转换，这本书很难说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记，它是碎片的、游戏的，也是真诚的。在这本书的正文前是四十多张照片（这本书还有巴特的绘画作品以及他和朋友来往信件的真迹，还有一些貌似毫无意义的漫画），可能是表达了一些巴特无法诉诸语言的东西。在巴特看来，写自我传记如同自杀。那么，我们可以说，通过这本书，巴特杀死了自己，并（作为不连续的幽灵）获得了永生。

参考文献：

《谁是罗兰巴特》 汪民安

《重访新批评》 赵毅衡

《S/Z》 罗兰巴特

《作者之死》 罗兰巴特

《巴兰巴特论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

《什么是作者》 福柯

《导读巴特》 格雷厄姆艾伦

《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 乔纳森卡勒

《The Death and Return of the Author》 Sean Burke

编者按：

高中做语文阅读理解的时候，编者的语文老师曾经特意提醒回答问题时要给“我”加上双引号，如今看来确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