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样本库-不要“废库”“死库”拥有最大基数的中国生物样本库，如何“活”起来

101篇1980年前后发表于《细胞》《自然》等杂志的重大发现，20年后仅1项有临床价值。”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在3月30日召开的中国整合生物样本学大会上说，美国的这组统计数字显示从实验室到临床的传统转化模式效率低、时间长。

高质量论文仅有不足百分之一临床转化，这样的窘境有望通过样本库的有效利用破解，拥有最多的患者群体和最复杂的疾病谱的中国样本库被寄予厚望。如何在丰富的临床资源中建立能产生“研究价值”的样本库，成为学界关注焦点。

“以前有些专家教授买几个冰箱、存了点样本就说自己建了一个样本库。”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讲到，“用的时候却发现是一个‘废库’、一个‘死库’、一个没有标准的库，很难让国际同行承认其具有充足价值。”

上海分子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郜恒骏对“死库”也不陌生，他描述道，“整洁白净的超低温冰箱、配上大小颜色各异的锁头，这些锁的钥匙在医院的各科室主任手里，使用里面的样本必须主任首肯。”

行政割裂成为“死库”难以活起来的主要原因。“和医院关系好，就能在临床研究的时候借用样本库中的样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说，他们的一项研究需要500例实验组、800例对照组，需要多家样本库的支持，这就要和各家医院分别商谈。

当下，样本库的所有使用权掌握在各家医院手中，而不同医院并没有共享样本库的主动性和驱动力，除非是在合作研究项目中互换。

“割据”难以形成大数据分析所需要的数据量显而易见，更会使得样本库整体的发展落于人后。“样本管理、设备更新等各方面工作均跟不上国际发展。”郜恒骏说，例如，国际上已经在使用全自动的存储系统，全部取样过程在深低温下进行，而我国绝大多数样本库仍是人工取样。“反复冻融对生物样本的损伤很大，一些脑组织蛋白，在冻融后可能损失殆尽，将直接影响医学研究结果。”

为此，统一的标准正在形成途中，全国生物样本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自2015年6月成立以来，已上报生物样本库的国家标准约30项，立项4项，并形成了送审稿。上海、深圳等地标准已经发布，但并非强制性标准。

2016年前后，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牵头成立了上海张江生物银行，定位为集约化的第三方存储中心，拥有1000万份生物样本的储存能力。2017年10月该银行正式启动，储存了50万份各种类型的样本。

“标准化、集约化、共享化”，在郜恒骏看来，生物银行是样本库问题得以解决的好路径：样本经过严格检验进入“银行”、存储系统是全自动化的最先进设备、还有专门的人员维护和技术支持”。“建设和维护成本仅为独立所有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郜恒骏说，英国等国已有成功先例。

这个解决之道，却没有被热捧。截至目前，已有两家医院开放了自己的样本“地盘”，进入银行。部分医院还在观望。“上海张江生物银行是一个备选，我们正在考虑。”在被记者问到是否将样本放入张江生物银行时，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的一位教授这样回应。

甚至更多的医院还在建设样本库。“因为现在申请科研项目要有临床研究部分，需要这方面的资质，所以我们最近承接了很多医院的建设项目。”一位企业销售人员表示。

郜恒骏认为这样的重复建设并不必要，发挥样本最大价值的样本库架构应该是国家层面建总行，华中、华南、华北等区域以龙头医院为依托建分行，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合法合规的商业模式。

然而当下的机制体制中，商业化发展模式似乎步履维艰。“中美是有差别的，美国以生物制药公司为主导，他们是商业化的，注重利用；而中国以医院为主导，他们更多是想‘存起来再说’。”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王伟业一语中的。

中国特色的生物样本库价值化之路，仍需要更多的探索，行业协会组织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组织生物样本库分会十年一剑，仍在推进。“中国生物样本库怎么做才是最好的”郜恒骏这位有30年经验的样本库组织者、活动家表示，这个问号在他心中仍未被拉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