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萨拉热窝-儿时第一次看电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一

我虽出生在西安城，从小却不知电视为何物，记忆中的儿时，只是零零星星跟着姐姐们看过几场电影，对看电影充满了期待。10岁那年，当邻居建国哥突然问我：“想不想看电视”时，我竟一脸茫然地问他“啥是电视”他答：“是在比电影（荧幕）小很多，比收音机大一点的木盒子里演的‘电影’。”我自然是一百个愿意。于是早早吃了晚饭，端端地坐在家里等着他来叫我。

建国哥，瘦高个，长得有点像《小兵张嘎》中里的老罗叔，他身体不太好，一活动就喘气，鼻梁上又架了副眼镜，更显得文弱、消瘦。他常常穿一身军装，不苟言笑，总背着写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书包，推着一辆二八自行车，举手投足像个标准的军人。私下里，他对我特别好。

天刚落黑，我在家里焦急地等着，就听见“刷、刷、刷”的快步声，知道是建国哥来了，便冲出屋外喊着“建国哥……”“吃过了”“嗯！”我点着头，他挥了下手，侧头一扬，“走，看电视去！”

建国哥酷似老罗叔

建国哥很利索，走路很快，我随着他一路小跑，过东五路到东六路向东拐进公社巷，又向东一拐，进入东五路公社（现中山门街办）。公社大门冲北，进门右边一间房子里早已坐满了等着看电视的人，有椅子、长櫈，还有附近人自己搬来的小板凳，建国哥把我安排在前面中间，电视机就在我面前的木柜子上放着。电视应该是12寸的，平时锁在柜子里，观看时取出来，有专人操作，“闲杂人等不能触碰”，这是建国哥在路上反复交代的。

那晚，播出的是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电影开始，一屋人的目光被这个小匣子牵着，被剧情吸引着，大家都紧张得大气不敢出一口，生怕错过了精彩片段。每次，纳粹士兵追逐游击队员，双方互相射击、扔手榴弹的场面都让我的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不已，直提到了嗓子眼，演完后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回来的路上，建国哥问我“电视好看不”我答“好看，还想看！”他说，只要我好好学习，听妈妈话，一有机会还会带我看。他这么一说，仿佛在我心上楔了一根楔子，让我牢牢地记住了他的话。随后，我又跟着建国哥去公社看了几次电视，再后来但由于他工作繁忙，整天抓阶级斗争，看电视无疾而终。为此，我沮丧了好一阵子。

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听见建国哥房子里很热闹，便跑过去看，原来他和同龄人在屋里练习用绳索绑人。那几年，每当五一、十一等节假日，街上都会有镇压反革命的游行，解放大卡车上五花大绑着“地富反坏右”，哥哥们正是在练习这种“五花大绑”。

这时候，我才知道建国哥在东五路公社“武装部”工作，每天的工作涉及阶级斗争，专门打击破坏分子。

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从小爱憎分明，得知建国哥的工作是镇压反革命，便从心里对他多了几分敬畏。而建国哥，也从不把我当做外人，像亲哥哥一般地呵护和管束我。因他身体羸弱，便常常与同龄人切磋锻炼身体的方法。他早上跑步，下班回来举哑铃、俯卧撑、蹲马步，还练过一段时间武术。几种运动常人一般可以一口气练半小时，而建国哥则没练几下就要停顿，还大口喘气。即便如此，他还是要求自己不能懈怠，他的屋里总弥漫着一种汗味。

家门口的城墙 绘图/@陶浒

我们住在城墙根，哥哥们为锻炼身体，从城墙上拆下城砖扛回来，用斧头、錾子，一斧斧、一錾錾地精雕细琢，竟做出了类似石锁的“砖锁”，建国哥做得最为精细。一到晚上，他便穿着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背心，在屋里“哼哧、哼哧”地抓举砖锁，不时用白毛巾擦拭头上的汗水，我知趣地静静旁观，这也是遵照他“我在练功的时候只可看不能说话”的嘱咐去做的。

我虽然很听话，但却没有电视看，心里一直纠结着。

二

不知不觉，到了1977年，我升入了初中。这时，与薛平同学交往甚笃，整天老往他家跑，他家住在新中东巷干部楼，与我们的棚户小巷一墙之隔。跑得次数多了，有了新发现：薛平家的半截柜上平时有个白布盖着的方盒子，我总以为是收音机，有次他妈妈打开后，我才知道那是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

那天，当我看到电视机里并不清晰的画面时，我的眼睛似乎被粘住了，双脚更像是被钉在原地，动弹不得。

薛妈妈看出少年发自内心的渴盼，她亲切地对我说：“连源，时间还早，你看会电视再走吧！”“哎！”我愉快地应承着，顺势坐坐下来聚精会神地观看起来。

这时距我第一次看电视已过两年多时间，个中的煎熬难以言喻。

之前，八个样板戏占据影院，人们无法选择。随后，电影的大门才逐渐打开。1977年，一批反特片如《黑三角》《蓝天防线》《熊迹》《渔岛怒潮》等公映，令人耳目一新，也燃烧着我看电影的欲望。但看电影要钱，只能等着家长增票或学校包场，远水难解近渴！看电视成了那个阶段我最大的希翼。

往薛平家跑来跑去，难免给人带来不便，妈妈总提醒我“做事要有分寸，人家留你出于礼貌，你不要给人家添麻烦”。我极力克制自己，每当薛平让我一起写作业时就不由自主地跟他回家。失急忙慌地草就作业，催着薛平打开电视。

为了放大小荧屏，薛家配置了一个放大器，画面更清晰了，但从侧面观看，画面有点变形。就这样断断续续看了一段时间，其中一部反映“文革”时期冤假错案的故事片《神圣的使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没过几年，操场巷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18寸、还是彩色的，是干建筑的吴长根买的，顿时小巷里热闹起来。那时，天一擦黑，老老少少就跑到后院，去看《大西洋底来的人》，大姑看完一脸疑惑地问我：“那人咋和鱼一样在水里”我仅知道有美人鱼，而美人鱼是女的，猛地来个双手有蹼，眼睛似猫眼，皮肤不会出汗，身体有惊人的抗压力，游泳速度比海豚还快的男的不知该如何作答，索性回答道“那是个怪人”。从此以后，大姑见我就问“你咋不去看怪人哩”

1982年，我已工作两年，用自己积蓄买了一台松下单放机，俗称饭盒机，可以听邓丽君的歌曲了。1983年，我鼓动妈妈买了（360元，实在太贵了！）一台乐生牌12寸黑白电视机，从此再不用为看电视东奔西跑！看电视给我的业余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1987年，我盖起小楼，托薛平买了一台18寸日立彩电，收看效果比之前不知好了多少倍，看电视成为我茶余饭后最大的消遣。直至现在，追剧仍是我一大爱好。从9寸黑白电视，到如今43寸乃至100寸高清电视，电视愈发的大、愈发的清晰，它不仅见证大众文化娱乐的繁荣，同时也见证了我国电视产业的发展，看电视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

从儿时第一次看电视到当下，半世纪以来，电视牵着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