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亲亲相隐”的演变，是道德和法律的相融

日期：2024-01-13

来源：玫瑰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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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容隐”系指犯罪时，容许近亲属之间相互隐匿对方的犯罪行为，不得告发，或者规定近亲属间的隐匿行为从轻、减轻甚至于免刑的制度，这项制度充分地考虑了亲属之间不同于常人的特殊情感，又称“亲亲相隐”。

通说以为，此一观念源自于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思想，惟就笔者所见，中国古代“亲属容隐”观念之发轫，似于孔子之前即有此一观念，秦汉继踵，驯及唐世，更规定入唐律，成为国家法律所保障，宋元明清以降，均有亲属兼容隐的规定。

孔子像

中国“亲属容隐”观念的萌芽，始自于何时，尚无一定论。通说均认为源自孔子（B.C.552～B.C.479），惟就笔者所见，中国古代亲属兼容隐观念之发轫，似于孔子之前即有此一观念，据《国语‧周语》对周襄王（～B.C.619）的记载，即透露出“亲属容隐”的观念。

晋文公像

对于晋文公（B.C.671～B.C.628）听理卫大夫讼其君一事，周襄王是持反对的意见，虽然承认元咺的主张有道理，但是仍不可受理此案，原因是认为君臣、父子之间应当互隐其罪，若是君臣、父子之间相护告发有罪，则会乱了上下的秩序。从周襄王“君臣无狱、父子无狱”的论点来看，则可以知道亲属兼容隐的观念已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只是尚未具体落实于法律层面而已。这也是史料中最早主张父子兼容隐的记载。

司法实例与拟判

一、告子行盗判

白居易为了应试所做的一道“拟判”，白居易在模拟考试判文时，自然会参考与选择容易出现于实际司法审判上的案例。因此，本道判文仍具有参考性。案由是说，某甲至官府状告其子行盗，有人讥笑某甲未能父子兼容隐。而某甲却回答自己是“大义灭亲”。

白居易对此提出他的判词，判词首先根据《唐律．名例律》“同居相为隐”的规范，说明法律是允许父子兼容隐的，推究事情产生的原因是可以宽恕亲情的。但是，某甲却违背人伦之常，伤害父子天性，还要说是“大义灭亲”，其实是因为不慈而有伤教化，白居易甚至举石厚为例，意谓本题中行盗之子的罪行并不如石厚那么严重。因为某甲的不近人情告发亲儿，难怪会招致别人的讥笑。

二、周世宗不问柴守礼杀人案

柴守礼与世宗柴荣本是父子关系，守礼仗其子为皇帝，虽贵为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光禄卿，却终身未到京师，可见其人之骄恣。又常于市街中杀人，而周世宗贵为皇帝，本应依法而行，但是基于“同居相为隐”的原则，周世宗不问其父杀人之罪。

柴守礼画像

此举，引来后世正、反两种不同评价。认为周世宗处置得宜者，以欧阳修为代表，他从“孝”的角度出发，认为周世宗不问守礼杀人一事，合乎义也，且又是顺天性而为之举，伸张父子之道，赞扬周世宗能择其轻重。

反对周世宗者，为乾隆时与纪昀齐名的袁枚。袁枚曾针对此事大肆抨击：柴守礼杀人，世宗知而不问，欧公以为孝。袁枚的观点从“公平”着眼，主张为政者执法不可徇私，应当效法石渚执其父于王庭之下，不可不顾百姓之命，且认为周世宗此举有博“孝名”之嫌。

清代美食家、文学家袁枚作品

“亲属容隐”在儒家思想的引导下，随着历史的发展，此一观念进而影响到国家法律内容，“亲属容隐”逐步由法定义务迈向法定的权利。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儒家所提出的“亲属兼容隐”观念并非独一无二的。“亲属兼容隐”观念在古代世界具有普遍性，即使是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无论是以大陆法系闻名的德国，或是海洋法系的法国，都有与中国传统“亲属兼容隐”相同的规定，说明此一观念在世界上具有普世性的价值。

细绎历代立法内容，或有不同。如秦律有“非公室告”、《二年律令》有“子告父母，妇告威公”等规范，起初亲属之间，特别是卑幼亲属控告尊长犯罪要处以严刑。但汉宣帝地节四年诏书规定，允许卑幼容隐尊长于法律条文中，尊长容隐卑幼则尚未完全成熟，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的待遇。